周景茂，厦门人，生于1929年。他于1948年考入厦大经济系。我则于同年从上海考区考入厦大法律系。当时厦大一年级新生都集中在鼓浪屿，称为“新生院”。
我与景茂是在第二学期，通过垦荒社的活动而相识的。垦荒社是在1949年3月，由十位同学发起组成的学生团体。它刚成立时，有成员五十多人。但暑假后，不少同学相继离校，就只剩十几人了。我们的活动有郊游，聚餐，歌咏以及学习等。后期，我们常有机会学到来自香港的不少进步小册，包括毛主席的不少经典文章。
我与景茂似乎有种特别的缘分。相处中互相都觉得特别投入，很快成为知己。当时，因时局动荡，校方为了怕学生闹事，决定五月初就结束学期，提早暑假。这样，许多本地及本省的同学都回家度假了。与景茂同室的全是闽南籍同学，这时都回乡去了，于是我就索性搬到周室，我俩得以朝夕相处。周虽在厦门有家，但大多日子仍住校内。我当时以为他家的居住条件一定拥挤，所以须经常住校。但后来了解，事实并非如此。
我与景茂既为知己，当然无话不谈。渐渐地，我知道他那时已经入党，而垦荒社实际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他不时来往校内外，实际上负有联络任务，我俩也一起谈论同学，认为某些同学离校未必是回乡，而是组织安排的转移。因地下党是单线联系，景茂也只是个人评估。有一天，景茂还告诉我说近来时局紧张，原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已调任厦门警备司令，而此人职业是特务，心狠手辣。我相信这一信息必是组织上传达给他的。这种气氛自然地加深了我对自身安危的考虑。当时，我是非党员，但我思想进步，热情充沛。因此在学生自治会新生院分会及垦荒社内，均被同学选为副职领导，从而曾出头露面参与组织过不少活动。我想，同学中有的并未出头露面，但有组织关系，得以转移。而我却因无关系而无此机会。再则我与景茂及另一位担任学生自治会新生院分会及垦荒社正职领导的蒋同学三人，交往密切，敌人怎能辨别他俩是党员而我不是呢。我将这些想法全盘向景茂诉说。景茂极为理解，答允会向组织反映。几天后，他告诉我：“老赵，你放心，目前你虽未入党，但组织对你还是了解的，也理解你的处境，我们会对你负责，到一定时候，会安排你转移。”大约半个多月后，也即49年八月下旬的一天，景茂告诉我：“轮到你了，今晚你住我家去，明早就出发。”下午我随周到了他家。他又告诉我，由于我不会闽南话，怕我进入内地时，有所不便，特地安排另一位黄姓厦门青年与我同行。从此可见，景茂为我考虑真周到。黄并非厦大同学，我以前也未见过，但既然志同道合，我俩见面就熟了。周又教给了我俩联络暗语。我问周，他本人为何不和我们同走。他说“我是厦门人，熟悉这里的一切，所以组织上要我留下，有我的任务。”我当然理解，这是组织纪律。之后，他领我去看他家屋顶，他当时住在思明路一幢三层居民楼里。他家住三楼，有多个房间，另有简易楼梯可通屋顶。到了屋顶，就可以见到多座楼房都相互连接。景茂说，万一楼下出现情况，他就上屋顶翻越邻宅，总还有逃脱的机会。我当时看了屋形，同意景茂的想法。
第二天一早，景茂送我俩至轮船码头告别。没想到这次竟成永别。我俩在莲河一带转悠。九月中旬到同安后才与一伙厦大同学（包括多位垦荒社同仁）会合。从他们口中知悉景茂已于不久前被捕。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我们迅即赶返厦门。我又立即奔赴景茂家。心中渴望知道景茂情况。景茂的二哥接待我，告知景茂已于解放前夕被敌人绞死。说着，景茂的老母亲哭着过来问我“你当时转移时，为什么不拉景茂一起走？”我说明景茂是服从组织决定。老人家当时对我并无责怪，但我却语拙，一时竟不知如何来安慰这对伤心欲绝的母子。
之后几天，见到蒋同学，谈及景茂，他告诉我，景茂受了酷刑，如果今天活着，也是重残之人了。蒋当时是党内比较干练并负责的人士。他的话，我完全相信，同时我还知悉教育系的陈庚申同学也在闽南解放过程中被敌人捕获而遇害。
不久后，我因家庭原因回了上海。后来又参军去了北方，五十年代初，我因厦大这段经历接受组织审查。审查结束时，组织上和我谈话，还主动告诉了我不少我并不知道的情况。
首先是景茂被捕细节，当年我去周家，彼此都伤心哀痛，竟未谈及详情，组织上说，一天凌晨，周家有敲门声，景茂细听之下，确认是自己人，于是毫无顾忌，亲自开了门，不料冲进的虽然是“自己人”，却明显地身受重伤，后面跟进多名便衣特务。显然，“自己人”在重刑之下已经叛变，景茂也就没机会翻屋顶逃脱。此叛徒变节却仍未得好运，景茂遇害时，此人同时被处死。
组织上又说，当年厦大同学革命热情非常高涨，但也因此过于暴露，以至在厦门及闽南一带解放过程中，厦大有七名同学遇难。学校为他们在校内建有一座烈士纪念碑。（注：当时组织上告诉我的确称七位烈士，使我奇怪的是其中并未包括景茂。2009年我亲自去厦大时，见到烈士碑上共十多位烈士之名，其中包括景茂。我估计，后来增列的烈士应该是党组织深入查核属实后增加的。）
2009年是厦门解放六十周年，也是景茂、庚申等多位烈士遇难六十周年。我心中缅怀感慨，于是经安排我以八旬老翁之身，于八月下旬偕妻自美国直飞厦门。就在六十年前与景茂码头永别的时期，我去了当年码头所在之处徘徊，当年码头景色已经不在，但鹭江的水仍在滚滚翻腾，似在诉说这六十年的变迁，我又在厦大校园瞻仰了烈士纪念碑，献花鞠躬，我心中默念：“景茂、庚申，六十年来我没有忘记你们，今后也永远不会忘记。”
今天，海峡两岸正走向和平发展，相互合作，增进互信，共创双赢。两岸人民本系骨肉同胞，本不应该互相残杀。我想重温历史的不幸，正是为了追求超脱，避免悲痛的重演，因此，历史不该被遗忘。我也因此希望，今天幸福地生活在厦大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们，在辛勤学业之余，也能知道，当年曾有多位他们的学长，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曾经英勇地献出了他们年轻宝贵的生命。
摄于1949年5月，在鼓浪屿厦大新生院男生宿舍的一侧。右起第三人为周景茂，左起第三人为作者，其余均为垦荒社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