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夕，我应邀回故乡漳州参加“国际闽方言研讨会”。会毕，我自然在故乡探亲、会友，留下来过年。不过，我很想念厦大母校。在除夕前便赶回母校探望昔日的老同学。我是1960年毕业于中文系，随后便被组织上分配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自此，远离众多的老同学，心里不禁深深怀念。然而，只要有机会与久别的老同学相晤，我一定会前去探访，热情相聚。
在我离开母校50年里，相见的老同学实在太少太少了。只要有机会与老同学相晤，我总是抓住不放，前往相会。不论老同学今天的处境、地位如何，我们昔日年青时代朝夕相处的亲切同窗情谊，依然深深烙印在我的心灵里，令人久久难忘。
在我们老同学中，何少川是有名的省级高官。他除了在省委任职外，还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等。昔日，我与他是很亲近的老同学。如今，他与我依然有亲近往来。每次他来京开会或工作都要约定我相聚，彼此倾心交谈，并且他还带来故乡的礼物以及他发表的一本又一本优美的散文集。他的爱人和大女儿也到过我家欢聚。而我从前也去过二三次福州，除了与福州几位老同学相欢聚之外，还应他的邀请，到他家里受到热情招待，并在他家过夜，彼此亲切交谈到深夜，隔天才依依惜别。
在我们老同学中绝大多数是普通的教师或报刊工作人员、政府干部。对他们我依然是情谊绵绵。从文革前起，我每次回故乡漳州时都要与在漳工作的几位老同学聚会。在漳州难忘有位叫蔡蓬莱同学，他是从部队转业后才上大学的，文革前尚未成家。我们首次相会时，他便约我到他家住一夜，这一夜滔滔倾谈难休止。第二天才依依惜别。后来，我又回漳州探亲时，却听说他已逝世，哀哉！
最难忘的是，1982年我应邀到泉州华侨大学中文系短期讲课。在讲课之余，我非常想去看望在厦门、同安、泉州、晋江工作的老同学。我首先去母校与中文系的陈育伦（副系主任）、邱觉民（系办公室主任）、黄景湖、王火等等老同学，以及《厦门日报》的鲍周义等热情欢聚。随后，又到同安一中拜访老同学蔡尚评。他一见我，十分高兴，一定要留我一起过夜，俩人共眠在一张窄小的单人木板床上倾谈到深夜，第二天恰好是周日，他要我一同去他和爱人在农村的家。我们又在一起同床过了欢心的一夜。
在晋江，我最想念一好友洪祖贺（菲律宾归侨）。他为人慷慨大方，热情亲切。在母校上学时，有一次我们俩人一起到厦门市玩玩。临近中午，我因为贫穷没钱上饭馆，便急匆匆要能赶回母校食堂吃午饭。洪祖贺一听，便哈哈大笑，拉住我的手一起上厦门思明路一家饭馆聚餐，真是令人感动。如今，我一定要找到他。他在晋江一所中学任教。我去学校找他时，可惜，他下课后便回郊区一个农村的家。我只好乘坐载人往来的交通自行车到他农村家，真没想到他在家里收割自家的红薯。我找到他，他深感十分意外，很高兴地领我到他的家中。他和他的妻子十分热情地招待，并一定要留我住一夜。这一夜我与他同床，倾心交谈到深夜。他诉说“文革”中，因为从菲律宾回来，便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分子，受到批斗。而今，他却是学校一位“模范教师”，深感今天社会的良好。
在泉州，我去探望一位昔日母校的第一号“大右派”分子陈xx。1957年母校反右斗争开始时，他是第一个被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并受到大会批判。他是新加坡归国的侨生。刚回国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学校时受到冲击，他十分不满。后来回到母校中文系与我们同班时，常常发牢骚。一激动便公开大声说了令人惊异的反动言论。反右冲击时，他竟然说要放火烧掉我们居住的芙蓉三楼，令大家十分惊恐。他最终被公安局逮捕，劳改多年。改革开放以后，他被释放，母校也给他的“右派分子”平反了。他便回泉州故乡，并在一所中学工作。昔日，他是同我一个宿舍，交往多。我也多次劝他不要乱说话，乱骂政府，但无济于事。此次，我特地到他家拜访他。他十分惊讶，没想到还有昔日老同学来探望。他马上热情倒茶、招待，然后滔滔不绝讲了许多心里话。不过，有时又激动起来，讲了些出格的话。临别时，他到处找礼物想送给我，但没有找到，便拿出几十元要给我，我自然拒绝接受。我说：“我们老同学，过去朝夕相处，有难忘的情谊，分别这么多年来看望你是应该的。希望你凡事要冷静，一切都过去了，不要再乱说乱叫了。好好过平和的日子吧。”他一听便一再点头答应。他还说，来日有机会要到北京探望我。
呵，我热爱母校，更怀念昔日朝夕相处，相亲相爱，有绵绵情意的老同学，尽管我们分别已50年了，但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