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书声（摄于1961年）
1966年4月中旬，南安老房东吕俊同先生之妻李含笑女士，突然抵鹭找到了我们。在参加社教时，我和印尼侨生谭燕山居住在她家9个月，彼此建立了深厚感情。
工作队于南安合影（摄于1965年7月）
前排左起：郑爱珍、余霞英、工作队长、工作队负责人、汪皖东、李逸瑜
后排左起：黄宗实、王书声、李海谛、谭燕山、王尔康、汪湘庆、陈进极、涂锡卿
李妈妈是一个苦命人，我们十分同情她。她心地善良，对我们关爱有加。谭燕山在她家吃饭，她都是按每月6块伙食费供养他，常常煮些好菜。作为回报，燕山每天给她义务挑水。而给我寄饭的那家，非常之贫穷，每天都是稀饭、地瓜配豆豉。稀饭之稀，真是可以照见人影，或是如同学戏言的“洪湖水，浪打浪”。久而久之，我由于营养不足病倒了。她看见了特别心痛，每天偷偷煮一碗米粉给我吃。有一次我不小心腰扭了，她急忙拿海外进口的药水给我涂擦。盛夏之夜，我常与她坐在院子里乘凉、交谈，她用的是闽南话，我用的是半闽南话半莆仙话。久而久之，我俩情同母子了。
作者与友人合影，左起王书声、吕金辉、谭燕山、吕良图（李含笑女士之子）
分别半年之久，她大概想念我们了，于是只身来到厦大。我们当然很高兴，这次非好好款待不可。那天，谭燕山刚好有事情，嘱我陪同她去岛内参观。可是这个时候，我却身无分文。那一两年我经济状况非常之糟糕，继父在1963年病逝，旋即母亲得鼻腔癌，先后花费不少钱财。前几年担任小学教师的姐姐每月都会寄10块钱给我作零用，我过得很愉快。好友陈炎树接到父母寄来的零用钱时，高兴地对我说，这是“幸福月刊社寄来的稿费”。每次收到姐姐汇款时，我也是对陈炎树这样说的。可是现在，姐姐的汇款时断时续，而且数量减少了，我一下子从小康坠入困顿之中，陷入经济危机，囊中羞涩、空空如也。好在再三个月，我就要毕业了。
中文系一九六一级班委合影（摄于1964年）
当燕山在宿舍走廊上送别李妈妈时，我想开口向他借些零用钱，可是转念一想：“我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几角钱都没有，太丢人了！”出于爱面子，我把话咽下去了，心想：“李妈妈身上肯定有钱，等下她一定会买车票的。”于是我怀着冒险而又忐忑的心情，携同李妈妈到校门口去了。
我们很快就坐上了1路公共汽车，从厦大到轮渡码头有四站，每站两分，共八分。车门关好之后，一个年轻的女售票员从车前向车后走过来，喊道：“开始售票了！每站两分。”旅客纷纷买票。她逐渐向我走来。上车不久，李妈妈就有些晕车了，显得昏昏沉沉的。接着，她晕得更厉害了，双手伏在前排椅背上，埋下头来。“糟糕，怎么办？”我在人群中寻找有无同乡或熟人，可是一个也没有。售票员走到了我的面前，说：“买票了。”我只当没有听见，眼睛朝向外面。过了一会儿，她走到我跟前，说道：“买票了。”哎，已经无路可退了，我只好摇醒李妈妈，告诉她，我身上没有钱。她完全没有料到我会有这个举动，她在恍惚之中从衣袋里取出零钱，买了车票。此刻，我真是羞愧得无地自容。可以说，这是我平生遇到的最尴尬、最丢人的事了。
到了码头，她头脑逐渐清醒了。
我们到了鼓浪屿，吃饭、游菽庄花园、照相等，所有费用都是李妈妈付款。我虽然是东道主，本应尽地主之谊，可是她却反客为主，来款待我了。我感到十分惭愧。我们一直游玩到了傍晚才回校，李妈妈向谭燕山说了一些话之后，便回到厦门亲戚家去住了。
作者与李含笑女士在鼓浪屿合影（摄于1966年春）
55年来，我把这件不愿告人或公开的事情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如今我之所以把这个隐私公之于众，晒在阳光之下，其目的在于：希望让母校后继的学子们知道，我们这辈人，在国家百废待兴，仍需艰苦奋斗的那些岁月里，是如何在俭朴的生活环境里去完成学业的；希望他们能够倍加珍惜今日的幸福生活，努力去达成母校“止于至善”的校训。
本文作者王书声近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同班同学、厦门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陈可强先生的帮助，特致谢忱。
（bat365在线平台1961级中文系 王书声）
图片为作者提供
（原文略作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