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60年前的抗战苦难岁月，葛家澍终生不忘。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家乡江苏镇江读高二。祖国贫弱，山河破碎，人民遭受侵略者涂炭，这深深刺痛了年轻葛家澍的心，“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信念烙在了心底。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年，风华正茂的葛家澍从我校会计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又过了几年，新中国建立，这使葛家澍更加振奋：“睡狮醒来了啊！”
新中国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会计人才，葛家澍加倍努力地工作着，他以强烈的责任心、非凡的勇气和创造性的研究不断提出独到的见解。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在王亚南校长的指导下，和其他青年教师一道组织了“新会计研究会”，学习运用《资本论》原理研究会计学，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当他看到苏式会计理论的缺陷，就大胆地发表文章，提出会计核算的对象应该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的观点，从而确立了系统、严密的“资金运动理论”。
由于极左思想影响，会计界抛弃了被认为是“体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借贷记账法”，创造出“增减记账法”。葛家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78年，刚刚获得“解放”的他，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鼓舞，毅然决定把“记账方法”作为会计界解放思想的突破口，向会计界极左思想“开刀”，发表了《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一文，指出：记账方法只是记载经济业务的手段，并不带有任何阶级性。该文被不少会计学家誉为“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
从1981年开始，葛家澍先后发表了《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等文章，进一步批驳了会计学具有“阶级性”的说法，指出会计学的本质属性是技术性。这为后来西方会计理论的全面介绍和引进铺平了道路，推倒了所谓“会计”是“姓社”还是“姓资”之间的高墙。
九十年代，葛家澍又致力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会计准则的研究，积极推动和参与我国制定会计准则。
和广大教师一样，葛家澍奉行为人师表的准则，力行做学问先做人，工作在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名利在后。1984年，60多岁的葛家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他暗暗对自己说，作为党员教师，今后的担子更重了，凡事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
葛教授培育学生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对学生治学品质和做人品德的教导。他常跟自己的年轻同事和学生们讲，时间好比一个函数，贡献与回报是两个因子，有个比例关系；绝对不可骄傲自满，而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做到心胸开阔，淡泊名利。
他总结自己的经历，爱国家爱科学的指导思想是他勤奋敬业的强大动力。“不管干什么，首先必须是一个爱国者！”葛家澍说。有学生出国深造，他总是希望他们学成之后回国工作。
葛家澍相信身教重于言教。他奖掖后学，乐为年轻人创造条件，希望他们“长江后浪推前浪”，超过自己。采访中得知，中国财经出版社最近又约请他担纲主编《中级财务会计》，但他却举荐了年轻同志任主编。
由于葛家澍在会计学上的贡献和影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他为经济学（会计学）第一批两位博士生导师之一，他先后担任我校经济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第一、二届成员和校文科学术委员会主席等校内外领导职务，现在兼任着中国会计学会副会长、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兼会计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这么多年，不管行政工作和兼职事务有多忙，他总是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奋战在第一线，目前仍指导着10个博士生。
葛教授的师风、学风深切地影响了他的学生们，学生们以老师为榜样，诚实为人，认真做事，在不同的岗位上积极为社会贡献着力量。葛教授带出的我国内地第一个会计学博士林志军以诚实的人品、严谨的学风和过硬的业务被聘为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系主任、教授。杜兴强不忘老师教导，戒骄戒躁，宽以待人，教学业绩显著，科研成果突出，是我校最年轻的教授、博导之一。刘峰现在是中山大学“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峰说，如果能用数字衡量，他70%的学问、品德都是源于葛先生。
著述等身，成果多次获全国奖项，桃李满天下，但这位今年已84岁高龄的资深教授、全国劳模仍在不懈探索着。他喜爱古诗词，经常引用杜甫的诗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来与学生共勉。对于荣誉，他“每日三省吾身”，审察自己是否受之有愧；对于学生的赞扬，他说：“90%应归功于你们个人的刻苦努力。作为你们的引路人，我的影响最多占10%而已。”讲台和书房是葛家澍永远的最爱。坐在宁静的书房，他喜欢浏览国外关于会计学、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图书和网站，关注国际财务会计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记者采访完告辞时，他毫不掩饰地笑道：“一刻千金，你一走，我就进书房看书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