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桢：倡学成业建多峰 回应时代彰炽情

1957年，杨国桢入bat365在线平台历史系学习。早在大学二、三年级，他就因参加调查和编写《闽南人民革命史》《古代泉州海外交通史》而崭露头角。1960年10月，时任历史系系主任、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教授指导他们班同学将编写《林则徐评传》作为毕业实践，指定杨国桢负责组织和统稿工作，亲自带他到福州访查林则徐遗稿。翌年，杨国桢提前毕业留校，任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助教。时年21岁的他甫一留校，便接下了编写《林则徐传》的重任。他潜心钻研各处搜集到的林则徐文稿、札记、诗文、书信等原始资料并加以系统的整理分析，独立撰写《林则徐传》初稿30万字。1977年的冬天虽然严寒，但“科学的春天”为杨国桢先生带来了喜讯。这一年，人民出版社将《林则徐传》列入出版计划，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传稿的修改。他回忆说:当年生活清苦，“为了节省，我用没有格子的白纸来写作。人民出版社知道后，及时地寄来稿纸，并预付1000元的稿费(相当于当时一年半的工资)，解了我燃眉之急。‘追寻事实，记载历史’的使命感，使我多年潜修的学术积累喷发出来，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把改了又改的旧稿重新修订一遍；又冒着酷暑炎夏，汗流浃背，一字一字地把这部36万多字的书稿抄清。手掌抄肿了，中指结起了老茧，心情却十分舒畅，消瘦的脸上充满了阳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人民出版社审稿完毕，表示满意，提出修改意见。我于次年(1979)春后奉命上京，修改定稿”。1981年4月，《林则徐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国桢先生始终站在学术前沿，不断地对自己的研究进行调整深化，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对中国的林则徐研究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堪称中国学术界林则徐研究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

                        将纷杂的契约推向“契约学”的高度

民间契约文书，在传统史学、传统文献学上没有地位。厦大史学大家傅衣凌先生“化腐朽为神奇”，让它进入史学的殿堂，倡导了中国历史学特别是经济史学重视民间文献的风气。作为傅先生多年以来的助手，杨国桢亦长期受到耳濡目染。1978年，杨国桢协助傅衣凌先生组建bat365在线平台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致力于土地契约文书的搜集与解读。1981年，bat365在线平台中国古代史和专门史(经济史)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首批博士点，杨国桢协助傅先生培养博士研究生，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并于1985年接任主编。他师承傅衣凌先生创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明清社会变迁等基本问题上，进一步阐发傅衣凌先生的理论架构，社会史和经济史结合的学术特色，以及以民间文献、遗制遗俗证史的研究方法，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1986年6月14日，出席施坚雅家宴。施坚雅（右一）为杨国桢（右二）倒酒

与此同时，杨国桢协助傅衣凌先生主持“六五”“七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明清福建地区经济史研究”，共同主编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合著《明史新编》《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编成《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闽南契约文书综录》，并与志同道合的广东同行互相支持，互相呼应，共同把梁方仲、傅衣凌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经济史学推进到新的境地，大展“南强”气派。1988年，他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武雅士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所长庄英章教授合作，组织开展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1992年起，他多次往返台湾海峡进行学术交流，受聘中国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和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为博士班和硕士班讲授明清经济史和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在明清经济史和土地契约文书研究领域，杨国桢先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他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台阶，为中国契约学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奉献了心力。

1989年11月10日，在bat365在线平台举行的福建田野调查工作研讨会上，庄英章宣讲问卷

图为研讨会会场一角，左起：曾玲、杨国桢、陈在正、石奕龙、郑振满

191991年5月，武雅士（中）和杨国桢（右）在红坊镇联合村田野调查

与此同时，杨国桢协助傅衣凌先生主持“六五”“七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明清福建地区经济史研究”，共同主编出版了《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合著《明史新编》《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编成《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闽南契约文书综录》，并与志同道合的广东同行互相支持，互相呼应，共同把梁方仲、傅衣凌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经济史学推进到新的境地，大展“南强”气派。1988年，他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武雅士教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所长庄英章教授合作，组织开展闽台社会文化比较研究。1992年起，他多次往返台湾海峡进行学术交流，受聘中国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和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为博士班和硕士班讲授明清经济史和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在明清经济史和土地契约文书研究领域，杨国桢先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他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台阶，为中国契约学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奉献了心力。

                                  海洋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1989年后，杨国桢先生毅然地将自己的研究视野从陆地转向海洋，在博士点学科建设中开辟了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方向。杨国桢先生的拓荒奠基之功，首先表现在推动涉海历史向海洋整体史研究转型，为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与赞誉。

回顾杨国桢先生的学术轨迹，从林则徐、土地契约到海洋史，从学术主流的历史学到边缘地带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犹如在大海上漂泊，停靠一个又一个港湾。他挑战自我，投身当时几乎乏人问津的中国海洋人文社会领域，靠的是希望为祖国的海洋发展出谋献策的爱国情操和身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他凭着持之以恒的毅力，扫除孤舟出海不知何处是岸的迷茫，敞舒海洋胸怀，坚韧地驶向既定的航程。他在忙于学术的同时，不忘紧跟时代形势发展，将个人研究与祖国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和视察活动中建言献策，在外出学术讲座中鼓吹宣传，为重塑中国海洋文明、迎接全球海洋时代作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奉献。杨国桢先生从历史学走向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历程，体现了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优秀职业素养和爱国精神，值得后生晚辈敬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