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同事、朋友和亲戚听到我要参加校友会活动或同窗聚会时，都会投来羡慕的眼光；我的孩子还说：爸离校这么久了还老惦记着学校。
是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思念母校的情绪益发强烈。母校在我的脑海中永远是那么高大，正是她抚育着我，在我 的人生中她与母亲一样，永远会使我想念。
还在我上厦大前，我在上海一所工业管理学校上中专，由于读的是经济专业，对厦大校长王亚南就有所了解，知道他与郭大力合译了“资本论”，并看过他的某些文章。1959年，我在三明钢铁厂供职，当年我报考大学，尽管厦大是我报考填写最后的一个学校，但她在我的心中是一所闻名大学，我为考入厦大而骄傲。8月的一天，在从三明到厦门到的火车上，我与在同所中专比我高一届的同学不期而遇，他已是厦大经济系大三学生，很自然是他把我领到厦大报到。
当年外文系偏偶一处——囊萤楼。在那儿，我得到党总支和老师无为不止的关怀，使我获得了知识和力量。由于我当年是该班的团支书，而且是除工农预科几名党员外唯一的一名学生党员，59级又曾获得1960年级红旗班的称号。斯任外文系办公室主任兼团总支书记的陈凤仪老师曾征求我是否留系工作，但我没同意。原因是我太想读完大学。如果当年我选择工作，以后我会成为厦大的一名员工。不幸的是，1962年因病休学，我回到上海养病。休学期间，当地政府也曾动员我病愈后留下来工作，我拒绝了，我还要回厦大。
复学与毕业后，我来到北京工作，由于所在单位是保密单位，同学们无法与我联系。1988年11月，随着厦大北京校友会成立，校友的活动增多与频繁了。我也开始联系同学。1992年，在我与张锦辉系友的努力下，外文系60~80年代毕业的22位系友首次聚会。1994年，时任外文系主任林郁如与副主任冯农寿赴英、法途经北京，建议成立北京校友会外文系分会。由于有了1992年的那次聚会，我们已经掌握了部分系友的地址，70年以后的校友则由在北京医科大学的系友强正富通知。成立大会在《中国职工之家》举行，来了100多人，大家首次见面，同学友情难以溢表，尽管大家都在北京供职，但见面机会不多，正是在厦大一起学习与生活的几年，朝夕相处，维系着大家的友谊。 翌年，又集会一次，来了60多人。除了外文系校友会的活动外，北京校友会（我还任第二分会副会长）与各分会也经常举行各种活动。
毕业后我曾多次返校。要特别提到的是，我们外文系59级30多位海内外的同窗于1999年国庆节返校聚会，这是我们入校40周年后的首次团聚。这次聚会有几个情节我要特别谈到，我们于1997年就启动准备工作，先后出版了通讯录，发了5~6个通告，筹备工作做的非常具体与细致；抵校后，当国庆清晨我们来到离新校门很近的囊萤楼时，大家无不激情欢乐，40年前的情景立刻涌上心头。已60多岁的我们，像小孩一样情不自禁地拥抱起来；当年任教的老师都来参加谢师会，时富鑫同学代表我们讲话，为准备讲稿他彻夜未眠，老师和同学无不被他的讲话所感动，有人还掉了眼泪。离别时，我们相约5年后再聚。但就在我回到北京不到1个月，在厦的同学给我来电话要求再聚提前到3年后。2002年9月，我们在北京又聚会了7天，在港的两位老师还专程赶来参加这次聚会。正是对母校的情愫，使我们到了老年后，更加怀念在厦大度过的岁月。
网络时代大大缩短了母校与我们的时空距离，让我们可以时刻感觉到她跳动的脉搏。上网看母校的消息已成为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事情。打开电脑，千里以外母校发生的一切立刻映入眼帘，我为母校发生的巨大变化欢欣鼓舞。我还把母校校友总会与同学给我寄来的材料（如“厦大校友通信”和“凤凰树下”）转给其他同学看。从2006年起，校友总会还为我寄来“bat365在线平台报”，使我多了一种了解母校的途径。
2004年8月，我完成了回忆录，在近11万的自传中，有关厦大与我的内容就占了1/5的篇幅，我还把“My University’s Life”部分分别发（寄）给有关同学看，让他们分享我对厦大的追思与怀念。2006年是厦大名声大噪和远播的一年，母校庆祝85华诞，中央电视台CCTV3在厦大举行同一首歌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每逢重播时我们渡打电话互告），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接受厦大法学博士仪式以及易中天在百姓讲堂品三国的巨大影响和售书的热烈镜头，都使我们这些当年的莘莘学子为之振奋不已。母校即将迎来86周年校庆，此文仅作为我对母校无限的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