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上午，从新加坡打来了郑子瑜夫人丁桂女士的电话，我立刻有不祥的预感，果不其然，丁大姐告诉我，郑子瑜教授已于6月30日下午5时30分主怀安息了。虽然1916年3月出生的郑老已是超过92岁的高寿长者，虽然郑老晚年已患有老年疾病，虽然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规律，但当我听到一位华裔大学问家、新加坡汉学大师，热爱中华民族、热爱香港的长者辞世的消息时，我依然心头一震，无限难过和痛惜。
远在我移民香港之前，即在bat365在线平台时，由于厦大的海外信息和南洋研究所的存在，我知道新加坡有一位大学问家郑子瑜，他原籍福建漳州，精通汉学，当时他是以著名的中国修辞学家而闻名于世，但我当时并不知道郑老和厦大教授叶国庆、黄典诚等人的关系，不知道他的多领域成就，勤学苦学的经历，和坎坷的人生。
我更想不到的是我竟在香港得到结交郑老的机会，并从中得到许多教益。
从郑老身上收益巨大
我1979年5月来到香港，在多次因公造访中文大学之后，我才知道郑老以新加坡李氏基金受聘于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因而结识了他。通过阅读资料，尤其二十年来的交往，我对这位新加坡华裔大汉学家多了认识并从中得到许多教益。
我原来只知道郑老家境清贫，以致他无法完成正规学业。事实上，他曾沦为求乞者而受尽凌辱，他在一首诗的末句写道：“只掷泥沙不掷钱”。
郑老的清贫家世和坎坷人生使他无法完成正规的教育，他甚至没法念完高中，更不用说进大学了。但他从少年起就从事文学创作，和友人组织文学社、办杂志，从事短暂的教书匠生涯，而更主要的是，他发愤苦读，立志学术研究，这使也是读书人但永远找不到工作的父亲发火了。于是他别了家，别了祖国，乘桴南渡。由于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加上不久后的太平洋战争，所以在北婆罗洲、文莱、沙捞越和新加坡，郑子瑜仍然长期从事繁重的工作，过着辛酸的生活。但他仍坚持不懈，利用一切机会读书，在这里当然要提到丁桂女士家的帮助。1944年郑子瑜与丁桂结婚。只是日本投降后，直到1958年，郑子瑜终于得到一个稍稍可以喘息的机会，得以从事比较深入的学术研究，但不论早期的黄遵宪研究，多领域的研究以及郑老最重要的中国修辞学研究，如郑老所说，这些研究剥夺了他的睡眠和休息的时间，看过《中国修辞学史》的人一定惊奇地发现要读多少中国古今的书，要作多少摘录，要经多少思考。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只是理性的考虑，那么，从我们交往看，我每次到中大去看他时，他的研究室里仅是一张书桌，一双沙发，放着古今中外文史典籍和郑老著作的几个书橱，书桌上堆积着书籍报刊和凌乱的数据，桌面只有半张报纸大的空间供其笔耕，当然那貌似凌乱的数据其实反映着他缜密有序的思维。事实上，他晚上十二时才睡，清晨即起，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他对我说过，他非常珍惜香港的机会，因此除了吃饭、睡觉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外，他简直全身心地扑在他一生最挚爱的学术研究上。
挚爱学术研究 工作废寝忘食
说起来，郑老和日本学术界关系很深很好，起初他为了深入研究黄遵宪，要利用日本的条件，于是他学日文，访问日本驻星外交官，确定访问机构和结交学者，终于在1962年东渡扶桑，在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东洋文学研究会等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作巡回讲学，讲题有“黄遵宪与日本的关系”、“研究古汉语的意义及其方法”等，但重头戏是在郑老第二次应聘到日本主讲中国修辞学。郑老第一次去日本之前就曾细心研究过也是早大校友陈望道的名著《修辞学发凡》，还与其神交，交流学术看法。此时郑老已写一些修辞学论文并得到日本学界所赏识，他自己也下决心要更加苦心钻研修辞学。1964年他再次东渡扶桑，应聘任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兼研究员，每周给该校文学院和教育学院的部分教授们讲授两个小时的《中国修辞学》，郑老在自传中不无得意地写道：“就这样，我竟一跃而成为国际著名大学的教授之教授。”然而这还只是起点，尽管海外资料和新加坡社会条件的限制，郑老仍坚持不懈，简直废寝忘餐，潜心研究大量地阅读，大量地抄录，大量地复印，大量地思考，从《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到《中国修辞学史稿》到《中国修辞学史》，一步一个脚印，攀登海外汉学的顶峰。中国修辞学史的重大成就，使他成为全面研究中国修辞学史的第一人，中国少数的修辞学权威之一。
学术成就享誉海内外
如果说在上一世纪70年代，郑老在日本久享盛名，也扬名欧美，在台湾、香港地区也颇有影响，而在内地，毕竟是少数专家学者才认识，那么，当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而此时郑老已完成《中国修辞学史》，并来到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郑老除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外，1985年起先后应邀前往bat365在线平台、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暨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作短期讲学，并受聘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bat365在线平台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等。这等于说郑老的地位为内地即十三亿人民所肯定和赞赏。这当然是对郑老研究成就的最高奖赏和最终肯定，郑老当然非常高兴，因为它不仅实至名归，而且研究中华文化得到中国人的正面承认，这岂非称心快事。
平心而论，郑老在港近20年，头10年很顺心，他出了不少成果。但后几年因一些条件的变化，以致他研究受到影响，但是他在香港的最后几年有件更大的称心快事，那就是他亲身看到久盼的愿望———香港回归中国———在1997年7月1日实现了。郑老是个有原则的人，他明辨大是大非，如他在日本结识推心置腹、真才实学的知交师友，但他严责发动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侵略分子，猛烈抨击日本极少数仍不死心的好战分子。
又如人们熟悉郑老和周作人的交往，但也知道郑老从不原谅周的附逆行为，认为周氏在抗战时期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这是他生平最大的失策，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对中国和中华文化如此热爱和重视民族气节的郑老在香港亲眼看到中英谈判香港问题的历程，过渡时期的政治斗争和最后香港回归中国的心情会是怎样的欢欣和激动的。无论接受访谈、撰写文章、吟诗填词，他的爱中国、爱香港的情怀或溢于言表，或跃然纸上，令人感动。在回归前夕，他写道：“明年七月登楼望，米字旗消绝久留”。另一首写于回归前夕的怀念林则徐的《满江红》词中云：
九七回归，数强弩流连未歇。
思往岁，芙蓉毒雾毒我俊烈。
幸得明公焚禁彻，忠心耿耿天和月。
奈清廷，割地且驱公，民怨切。
是奇耻，终当雪。
看夷狄，风光灭。
愿金瓯，自此长无残缺。
气壮山河无反顾，枕戈提戟犹啼血。
酹香江，草木向荣兮，长城阙。
现在郑老走了，他的精神、风貌和学术成就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转载自2008年7月26日香港《文汇报》文汇论坛）
编后：香港著名校友、《经济导报》原总编辑、现任高级顾问陈可?先生近日向本报来函，内曰：“新加坡华裔著名汉学家、厦大客座教授郑子瑜先生6月30日在新加坡去世，享年92岁。我写了一篇悼念文字。今寄你们，建议在《bat365在线平台报》转载。”编者读了陈可?先生的文章，受到教益，故向本报广大读者推荐阅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