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厦大外文文学院林纪熹老教授（1923-2016）不幸去世，往事如烟旋即弥散脑海，镜头一组接着一组，如电影蒙太奇，而反复出现的是他那张笑眯眯的面孔，很友善，很亲切，很随和，我突然觉得有点后悔，怎么在他生前没有把对他面孔的好感如实相告。进入新世纪，我与林老师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有时两人路遇，就一起并肩而行，一路说笑，嘻嘻哈哈，我叫他林大师，他反叫我郑大师，真的很逗，就这么没大没小，林老师九十三高寿，与他晚年返老还童的神仙心境很有关系。

文革前，林老师夫妇与我的父母亲同在厦大工作，虽然不同系，但都有一些交集，1977年我们两家一起搬进了新建成的“敬贤六”，成了同楼的邻居。我只知道他是福州人，因为他与我母亲说福州话。不久我考进了外文系，邻居变成了师生。他上课时不紧不慢，谈吐优雅，总是胸有成竹，他的课是同学们心目中的好课……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厦大台湾研究所，担任《中国人口台湾分册》主编助理，林老师说他对人口研究很有兴趣，希望能加入编写组，结果主编同意了，就这样我们从师生变成同事。他当时年已六旬，依旧表现出旺盛的拓展和探研的欲望。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台湾分册》这部书前后折腾8年才正式出版，是祖国大陆第一部台湾人口的学术专著，编委会名单注明他写第三章，我写第十一章。编委会还曾留下了一张难得的合影。林纪熹老师著译很多，我单表这一本，因为这是我俩的缘分。其实最能展示林纪熹学术风范的是他的《英语形似句辩异》和《法庭对质的艺术》两部著译。

我得知林老师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裔，1985年邮电部发行林则徐的纪念邮票，我就托他让他在福州的亲戚给寄一枚首日封，他很认真地完成了任务，不过看得出他在这方面很低调，不大愿意张扬。

记得此间林老师曾承担了外文系一个英语教师回炉班的教学，这个班收的学费比较高，结业证书的含金量也比较高，林老师十分反感，他对我说：“这学校不成了学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电脑开始进入百姓家，我为之大感兴趣，买了一台实达电脑，还凭电脑发票，参加了一天的培训。我感叹我乃班上最老的学生，为此自我调侃，写了《我与电脑的蜜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林老师读后连夜打来电话，久久交谈，原来他比我更电脑，不仅在我之前就买了电脑，而且还买了打印机，这样我们从同事变成了“同学”，经常探讨学习电脑的体会。由于他太超前了，买的是一台针打的打印机，速度极慢，令他备受折磨，为此也成了我们交流的话题之一。

大概是在本世纪初，听说林老师得了癌症，我为他老人家捏了一把汗，不过手术很成功，而且他恢复得出奇地好，满面春风。癌症患者在手术之后，一般都会流露出比较轻松的心态，但真轻松或假轻松外人很难看得出来，此后我们在校庆活动见面时就自然回避了这个话题，尽谈些快乐的事情，我俩手拉手并肩膀扣着肩膀，留下一张合影，是张礼龙老师照的。

良好的心态是战胜癌症的关键，有一说法，很多人是被癌症吓死的，我相信。我在2005年夏天例行体检时发现肝有囊肿，那几天我走路都仿佛在飘行，事后被证实是虚惊一场，我知道我心态很敏感，也很脆弱。事实证明林老师的心态是稳健而轻松的，他以真豁达战胜了癌细胞，成为生命的强者！

2004年，我进入厦大新组合成立的公共事务学院，院部大楼就在林老师白城宿舍的边上，我们再度成为“邻居”，每每路遇，总是相互调侃，一路说笑。他越发风趣幽默，谈起77级的老同学，总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前两年，步入老境的林老师给我的电话又多起来，主要的话题是当前保姆以及衍生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逢年过节，保姆一走了之，让林老师这样的校园老人度日如年。我俩当年曾一起研讨过台湾老年人口问题，如今却到了自己面对问题的时候了。他请我能否在电视节目和报纸上呼吁一下，尽管人微言轻，但我一一尽其所能，分别在厦门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以及《海峡导报》的“言论”版呼吁了一下。

回顾我和林纪熹老师30余年的交往，君子之交淡如水，真水无香，淡淡而绵长。林老师，我可不愿意说什么“一路走好”的老话、套话，我相信您的魂灵一定时时漫步校园，那么我们还是老规矩，let's begones be begone,一路调侃，一路说笑，郑启五，不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