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随厦大教职员工家属搬迁到长汀。因我父亲是厦大校办文书，当时我七岁，如今我八十六岁，可谓厦大最老最早的孩子，对儿时在长汀的有些事，还是记忆犹新。
一、“Biàng”飞机（长汀话“Biàng”就是躲的意思）
抗日战争，日本侵占了我国广大的沿海和内陆城市，进一步又派飞机到我国后方进行轰炸，长汀也未幸免。
长汀县政府有关部门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性命财产安全，指导人民群众及时有效地“Biàng”日本飞机，在长汀城的北山和东面的塔山设了警报台。
警报台有两种警报设备：警报机鸣笛，警报杆升挂红灯笼。
当敌机尚在远方，警报机响长声数次（每次约半分钟），此时，警报杆升起一个红灯笼，这叫预备警报。当敌机快要来临，警报机鸣笛好几声急促短声，警报杆升起三个红灯笼，这叫紧急警报。当敌机离远时，警报机响一特长笛声（约一、二分钟），这叫解除警报。
预备警报拉响，商店关门，学校停课，行政机关停止办公，人们群起飞快地往躲飞机的场所跑去。半途如听到紧急警报，就地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解除警报响，人们心情放松，回到各自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长汀“Biàng”飞机的防空洞有朝斗岩、霹雳岩、苍玉洞、石燕岩、通济岩，这些都是天然的岩洞。还有人工挖的防空洞，大大小小遍布山脚，甚至在居民房屋里面都有。但最长、最大的防空洞是厦大挖的北山脚下的防空洞，大约有几十米长，一米多宽，能容一二百人，离厦大教室、宿舍、办公场所很近。
警报一响，厦大学生教职员工，甚至附近的县中、省中学生来此躲避，萨本栋校长也有来。在厦大防空洞里，经常还可以看到厦大职工黄伯寅，两手各抱一个孩子，是双胞胎，大约二三岁，大的叫龙，小的叫虎，两个孩子很乖，很听话，很快进洞躲避。紧急警报拉响，萨本栋校长还在洞门口指挥大家进洞。
二、1942年1月9日日机轰炸火烧水东街
这一天，日机轰炸长汀有多处，死伤很多人。烧伤、死伤最严重的是水东街，日机投燃烧弹，所以水东街烧的最严重。
水东街是长汀最热闹的地方，有很多骑楼式建筑，店铺很多是卖洋货，上海货、香港货都有，如洋布、洋毛、洋伞、洋香水、洋娃娃、洋衣……等等。还有“行”，如纸行，卖的是长汀土纸，毛边纸是运到香港、东南亚做账本用的，这些洋货和长汀毛边纸是通过汀江水运进出口的。水东街被炸燃烧，几乎整条街都毁了，洋货和纸燃烧了好几天。我曾经到水东街观看，看到一处火堆里，除了继续在烧的木头和货物之外，我还看到尚未烧尽的人骨头，我闭眼不忍观看，迅速走开。这次轰炸，水东街火烧一片，人员死伤和财物损失最严重。
三、友好的康屋邻居
抗战期间，厦大分配我家租住汀江岸边豆豉坝康屋。邻居有三家，即康三伯娓、钟品松医生、范逢信老板。
三伯娓教我母亲做布鞋，做家常食品。抗战时，鞋很贵，我们买不起，兄弟姐妹打赤脚上学，有时穿母亲用旧胶鞋料改制成的草鞋。三伯娓教我母亲用苎麻搓麻绳，纳鞋底，做布鞋，如黑面白底女式有拉带的布鞋，非常漂亮。她还教我母亲做家常的食品，也极好吃，如灯盏糕、烰糈、豆豉、米酒……等。
钟品松医生信基督教，为群众做好事，给我们免费治眼疾，治其他病。防空如躲不及，可到他家院内的防空壕躲避。
范逢信老板的京果店，对我家也很信任和照顾，每到月底我家钱不够用时，向他赊账买东西他也答应。后来，他的店也被日机炸了，倒闭了，负债了，家庭生活很苦。解放后，他被政府录用为长汀镇政府干部，我父亲特写对联为他祝贺。
四、热心办学的新俊小学校长郑维垣
我家兄弟姐妹幼时都在长汀新俊小学念书。郑维垣是该校的创办人之一，他把自家厅堂拿出来做课堂，把院落拿出来供学生嬉戏。他当校长又亲自教书，教学认真负责，但很严厉，不懂事的小学生怕他又恨他，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疤颈”，因为他脖子上长了一块与生俱有的“红斑”。有一次，我和几个女同学在楼上教室嬉戏，吵声大，郑校长在楼下用竹鞭使劲地敲木板墙，大喊：“三个布娘一辆烂车！”布娘长汀话是女人，烂车是破车，形容如破车行驶过程中响声很大。他的语文课上，有时要练习写毛笔字，有的学生忘记带墨砚和毛笔，就要挨他打手掌一鞭。个别调皮学生手掌被打肿了，很痛，只好用墨砚来冰手掌止痛。
五、新俊小学的周会
新俊小学每周一上午第一节，便是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举行周会。操场很小，只有二三百平方米，包围在居民房中，原来是旧居民房的屋基改造成的。周会开始，立正，唱国歌，齐声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六、幼时多样有趣的文体生活
1、新俊小学的小小歌咏队。歌咏队的老师名叫谢宝林，唱的歌曲是抗日歌曲，参加县里举行的歌咏比赛，还得奖。我是歌咏队的成员，比赛的歌曲是《保卫黄河》四部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龙格龙……”至今我还喜欢唱抗日歌曲，和小时候参加歌咏队有很大关系。
2、长汀县中的“扫帚操”。有一次，县里举行体操比赛，县中在陈诗启校长的亲自指挥下参加了比赛，名字叫“扫帚操”。参加扫帚操的人，每人手拿一把竹扫帚，扫帚上面缠满了并且用浆糊贴了几十条红黄绿橙等颜色的纸条，做操时，手举扫帚一上一下彩条飞舞，整齐划一，别具一格，引人注目。此操陈校长还自编配乐，我还记得：“15 12 32 1 | 36 53 13 2 | 22 22 12 3 | 25 31 23 1— :||”
3、快乐的小学春游。春天，正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小学生的春游，心情特别美好。走在油菜花盛开的农田田埂上，口唱抗日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这种美丽的情与景，至今回忆起来，还是很清楚动人的。记得母亲给我带的春游午饭是油炒饭，用手捏成饭团，手帕一包便是。
4、在厦大剧社演出的《清宫外史》中扮演宫女。1945年我在县中念初三时，数学老师林幼堃（厦大学生），请我们四位女生，扮演厦大剧社演出的《清宫外史》中的宫女。宫女的动作是这样的：慈禧太后出场，在太师椅上坐好，宫女双手捧果盘，高举头顶，送给太后，宫女低头跪着，等太后吃完递回果盘，宫女接果盘，并大声喊：“喳！”然后后退几步，再回头走，退场。演出前经过无数次晚上排练，宫女虽出场次数不多，也要参加，每到晚上排练完毕，都有一顿美餐，猪肉、香菇煮的咸稀饭做点心，由一位女工装两小木桶挑来。
七、汀江河里捞小鱼
夏天傍晚，在汀江河捞鹅卵石下的小鱼，是件美好的事情。年纪较大的我和大仁弟每人拿一个畚箕，年纪较小的大智、大公、大我蹲在河滩观看，旁边放着装水的脸盆，我和大仁下河捞鱼。捞鱼的办法是：把畚箕往河底一插，河水约半尺多深，两手把畚箕向河底的沙石推进，连同藏在沙石下的小鱼，迅速往畚箕中扒进，然后提起畚箕，水漏掉后，就可看到几只小鱼在箕里乱跳，抓起小鱼，倒掉沙石，把小鱼放进岸上的盆里。小鱼的名字（长汀话）有黄庵角、黄鳅串、匍石狗狗……等。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端着盛鱼的脸盆，手提畚箕，高高兴兴地回家。母亲就把小鱼洗净，不用剖鱼肚，用粉干煮鱼，就是一顿美味晚餐。
八，大仁弟在汀江河私撑“换肥船”
抗战时，长汀乡下农民到城里挑运人粪（人肥）回家给农作物施肥，是用小木船运载的，木船里放几口大木桶装肥。小船进城后，停靠在汀江河畔，农民挑小木桶上岸，到居民家收集人肥，被收肥的人家都是固定约好的。到了年底作物收成时，农民就会向收肥的人家给以报酬，送上黄豆、地瓜、芋头、芥菜……等。长汀人把这种运肥的船叫gào肥船，gào就是“换”的意思。现在有了化肥，长汀gào肥船也就消失了。
关于gào肥船，还有一桩和弟弟有关的故事。一天，一只换肥船停靠在康屋河边，船上农民上岸收肥去了，大仁很淘气，独自上船并用竹篙把船撑走，从豆豉坝汀江河往下游走，到五通桥又从另一边的汀江河往上游走，直到跳石桥头，把船停靠在那里，自己上岸回家了。农民在汀江豆豉坝这边找不到自己的船，一定是很着急的，要到另一边跳石桥汀江边才能找到。大仁私撑小木船玩，很是危险，弄不好会落水甚至还有性命危险。为此事何大仁被父亲训斥并罚站半天。
九、品学高尚的文学大师施蛰存
施蛰存，是我国有名的大文学家，大诗人，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在长汀bat365在线平台执教，我和弟弟有幸短期寄居他家，得到他的关照和爱护。
1944年底，日本鬼子快打到江西赣州，长汀这边局势很紧张，厦大动员教职工家属疏散到乡下，父亲的同事戴国基先生介绍我家疏散到濯田。但是，长汀县立中学尚未放假，还要等二十多天，于是父亲就把我和弟弟寄居在施伯伯家。因为我父亲和施伯伯很熟悉，父亲向他提出照顾我俩暂时寄居他家的事，他满口答应。抗战期间，厦大在长汀中山公园建有好几座平房宿舍，红砖墙，树皮屋顶，专门给教授住的，一家一座，一座里面有两个房间，一个小天井。施伯伯也住一座，他腾出一间房间让我和弟弟住，他和他儿子住另一间，这间又是卧室又是书房。施伯伯家只有他和他儿子施连两人，施连的名字是我根据发音写的，不知是不是这个“连”。施连比我们大几岁，念高中。施伯伯不在家做饭吃，三餐饭是由施连从厦大学生食堂打回家吃，我和弟弟的饭也由施连一起取回来。有一天，施连打饭快到家了，不小心把一块饭倒落在地，施伯伯看到赶快把那块饭捡起来，自己吃了。在施伯伯家住的二十多天里，我很感动，深受教育。我想，这样一位年长有名、收入较高的大教授，多么爱惜粮食，弄脏了的饭舍不得倒掉，并且自己吃掉。他不轻视地位比他低的职员（父亲当时是学校出版组组长），爽快答应把小孩寄居在他家。他虽是收入较高的大教授，生活还很俭朴，不吃高级的食堂，吃学生食堂。……这些美德发生在一个有名的年长的大教授身上，很难得！
十、父亲何励生的篆刻
我的父亲自幼喜欢书法和篆刻，从十多岁起，就在我的外公杨绍廉先生（浙江东部诗画篆刻家）的指导下，学习书法篆刻。1928年三十岁时到厦大当文书襄理，业余继续篆刻研究和创作，当时曾得到厦门文艺界的好评，1935年11月6日华侨日报华洲期刊十六期，曾登载苏耕余的文章，他介绍了当时厦门的书画家就有何励生，文中是这样写：“何励生，浙江人，能诗文，书法秀劲，能篆刻。”父亲在厦大几十年，刻了许多印章送友人，如今在尚存的印谱里还可找到他赠友人的印样，有：周辨明、施蛰存、肖贞昌、方虞田、朱植梅、杨尔衢、张炳南……等。
抗战期间，我家人口渐多，父亲薪金难以维持生活，于是一些友人建议父亲润资刻印。1940年，友好人士教育部姜伯韩（即姜琦）先生和李笠（即李雁晴）教授两人发起，并联合为父亲写刻印的推荐书。推荐书一出，就有许多厦大人士和社会人士前来求刻印章。
在求刻印章的人士中，数美国飞行员最为特别，他们是由厦大外文系学生带来我家（康屋）的，外文系学生当翻译，父亲也能听懂一两句，美国人士对刻印章的要求很特别：①印章必须刻两种文字，即中文篆体字还要刻美国人外文体的亲笔签字；②有的还要求在印章的侧面刻两条龙。按照美国人的请求。父亲在太阳光的烈照下，用镜子反光折射，把外国人的签字体临摹在纸上，反反复复试验成功，父亲把印刻好交给美国人士，美国人士很满意，并表示感谢。美国人士既爱中国的篆字体，又爱自己的签字体，把两种字体合刻在一个印面上，是一个突破和创造，打破了印章千百年来中华文化篆字体的格局，别开一面。如今，在尚存的父亲印谱里，还可看到几枚这样印章的印样。
抗战期间，父亲四十多岁，视力好，刻章兴趣多，爱国热情很高，为鼓舞国人抗日士气，刻了南宋爱国将领岳飞的《满江红》词印章。《满江红》词共十九句，父亲把每一句刻在一枚印章上，所以《满江红》词印章共有十九枚印石。非常可惜，这十九枚印石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丢失了，唯有一本《满江红》印谱尚存。
何吉利2016年6月于福州中山路居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