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恢复高考那一年，我在工厂当学徒。达到录取线、通过体检后的一个厂休日，母亲听说同事的女儿跟我一样报的是厦大微生物，刚刚收到录取通知书。我周身血液涌向大脑，本能地冲出家门，徒步四十五分钟奔进工厂收发室。
看见通知书那一刻的心情无须形容，可打开看时却懵了。值班的大个头工人兄弟问我：“怎么站着发呆呀？”
我指着通知书上的一行字问他：“你听说过寄生虫学专业吗？”
他与坐在桌沿的另一位兄弟面面相觑。经过一番低头思考，不记得是哪一位认真喊道：“不就是专门研究地主资本家吗？”
我还真拿那话当了回事，出收发室没多远就两腿发软，身子靠在行道树上。
入学后，我听说生物学系的寄生虫学专业是“文革”结束后唐仲璋教授带来厦大的。在该领域，唐先生不仅是学界翘楚，而且和蔼慈祥、众口皆碑。随后我又陆续听说了一些关于唐先生如何取得科研成就的故事，于是对名人的敬仰逐渐冲淡了对专业的不喜欢。
大四跟随唐先生做毕业论文期间，我常与他的几位研究生结伴去他家，师生坐在宽大的露台上言谈甚欢。那年唐先生七十五岁。
唐仲璋（左三）家中指导研究生
有一天，我一个人跑去见唐先生。先生用福州话问道：“你今天来找老师想讨论什么问题？”
我说：“唐先生，咱们今天不讲学术可以吗？”
先生一脸困惑，问道：“不讲学术，那讲什么呢？”
“我想听你讲故事。”
唐先生“嘿嘿”地笑了，说：“老师会讲很多故事。你想听什么故事？”
“想听你讲年轻时的故事。”
……
如今回想，我那时真聪明，懂得找老师讨故事。在我看来，让一个人变得智慧、慈祥的阅历是人间赠予灵魂的财富。
经师易遇，人师难遇。20世纪80年代末，我从福州到厦大参加托福考试。结束以后，决定去探望唐老先生和唐崇惕老师。下午不到四点从丰庭三出发时，同行的一位小我几岁的同事请我带她到校内某处见熟人。我说我要先去见老师，她可以在老师家楼下等我。又说，唐老太太去世后，唐老先生不太愿意见客人，加上他自身健康状况不太好，我顶多十来分钟就得离开。
到达白城唐先生家楼下时，我转念对同事说：“不如你跟我一起上去。唐老先生的和蔼跟他的学问一样出名，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两位老师见到我都很高兴。坐下寒暄几句后，唐老先生用福州话缓缓地对我说：“你今天来，老师很欢喜。有一件事情，老师一直放在心里。今天你来，老师一定要跟你讲。”
唐仲璋与唐崇惕
他提起若干年前毕业分配时我班里出的大乌龙。那时有股很强的舆论，认为我凭借硬关系抢了某单位为教师子女设的名额。
老人家坐在扶手椅里，诚恳地凝视着我，声音略带颤抖地解释道：“后来老师知道了，那件事跟你没一点关系。老师那时候错怪了你。”
先生话音未落，我已泪如倾盆——为先生的品格。大学毕业后，我偶尔回厦大，见到先生时他总是高高兴兴的，彼此从未提及那件事。况且，事后应该不到一年吧，工作单位的顶头上司就通知我：“现在知道那件事是谁干的了。跟你没关系。害你受委屈了。”
我不以为痛，先生竟视其为重负。一位年过八旬的学界泰斗，当着陌生人的面，对未及而立之年的晚辈表示歉意，我真心承受不起。
那个下午，我接着听唐老先生讲故事，直到吃完晚饭，七点多才告辞。其间，崇惕老师不止一次为她的父亲测血压。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唐仲璋老师，他给了我一份毕生受用的礼物。不伤害，不亏欠——唐老先生身体力行的这一原则，如今也成为我的习惯。哪怕事情很小，哪怕对方的社会地位不高，只要自觉不妥，心里总会惦记着找机会跟人家说声“对不起”。
内心秉承“不伤害，不亏欠”原则的人对待科研工作也很难含糊其事，更别说数据造假。否则，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唐仲璋院士的女儿唐崇惕院士便是这样。
我进厦大时，崇惕老师还年轻，不到五十岁。印象里，她工作极认真，桌面极整洁，话极少，对唐老先生关照得极细心。
我与崇惕先生相互打开话匣子始于1995年。那年四月，香港大学太古海洋研究所所长Prof．Brian Morton召集第八届International Marine Biological Workshop，崇惕先生再次被邀请。她写信谢辞，但最终拗不过对方的诚挚。
当时，我正随Morton和港大动物学系主任Prof.D.K.O.Chan攻读博士学位，住在Main Campus很有历史感的May Hall。Morton要我回石澳，住海洋所宿舍，任务是陪伴崇惕先生。
崇惕先生见到我后很意外，也很欢喜。此前，她并不知道我是Morton的学生。
研究所白色的实验楼像一艘游艇停泊在鹤嘴湾上，“艇”的尾部朝向布满野生绿植的山坡，坡顶是红瓦白墙的宿舍区。区内的公用客厅俯瞰湾面的透明玻璃幕墙外侧，那里常年摆放着两张白色圆桌和若干把白色的扶手椅。坐在那儿，于时隐时现的涛声里平静地交谈，甚是美好。
崇惕先生跟我说，自唐老先生1993年夏季走后，她一直悲恸难以自拔。这回，Morton希望她能借此行换一番心情。
Brian Morton是国际著名的贝类形态分类暨生态学家。他真心敬重唐家两代寄生虫学院士。他与两位唐先生的学术交汇点在于：有些贝类能够成为传播人畜寄生虫的中间宿主。
在1983年举办的第二届workshop期间，Morton邀请崇惕先生调查香港藁杆双脐螺的曼氏血吸虫自然感染率。藁杆双脐螺是曼氏血吸虫病重要的传播媒介，1974年被发现进入香港新界。
崇惕先生提议平行调查与双脐螺混生的尖口圆扁螺。由于已知后者与血吸虫没啥关联，Morton不以为然。崇惕先生则认为：可以通过比较同一栖息地两个相近物种的感染状况，更科学地解释数据带出的现象。Morton最终被说服，并安排按照崇惕先生的要求采集样品。
崇惕先生在后来发表的论文中写道：“后者（圆扁螺）感染有多种吸虫幼虫，而前者（双脐螺）无一阳性。这可能是因为藁杆双脐螺尚未与当地的吸虫种类建立关系。”这里提到的对观察结果的判断为后续工作提供了深远的思路。假如没有圆扁螺作为参照，双脐螺的“无一阳性”很可能仅仅代表时空坐标上的一个数字。
在这项研究中，崇惕先生共剖检双脐螺和圆扁螺各5633粒，在圆扁螺中分辨出二十一种吸虫幼虫，自然种群感染率介于0.23％~9.09％。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的工作量之大与工作性质之单调皆非吾等的耐性所能应对。
崇惕先生比Morton年长十七岁。她私下经常赞赏Morton热爱学术、尊重科学、尊重科学精神、尊重科学家。1995年，workshop收官之际，崇惕先生对Morton说：“非常感谢你邀请我，也非常感谢你安排黄勤来陪我。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世事迂回。2016年1月，我的母亲猝然仙去，我身心俱焚。崇惕先生发来微信安慰我。2017年10月，我带上刚出版的为纪念母亲写的科普小书《不只是手工皂》去拜见崇惕先生。她对我说：“我平时都在看你发到朋友圈里的内容，写得很好。你要将它们收集起来，整理成书。你一定要这样做。”
然后，她带我走进书房，开启电脑，向我展示她正在撰写的几种书稿。这一年，她八十八岁。我无法想象她如何能够同时实施这么多项浩繁的文字工程。
回客厅坐下后，我问崇惕先生何以每年夏季都要去一趟内蒙古。她说，那里的工作还没做完。为防治草原上的人畜寄生虫病，崇惕先生在厦门与内蒙古之间已经往返了四十余年。海拉尔、呼伦贝尔，多么好听的名字，多少美丽的故事。甚至那些被崇惕先生“揪”出的寄生虫中间宿主或终宿主———沙狐、布氏田鼠以及一种肉食性大蚂蚁，经过我的大脑都变幻成传奇故事里的角色。
唐崇惕在内蒙古草原调查研究
唐崇惕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野外实验室工作
2018年入夏，得知崇惕先生再次北上，我主动请缨，说好入秋去海拉尔陪她回厦门。查完航班，我将计划告诉家人。然而，临近行期，我却胆怯了。那些日子，我尚未摆脱母亲离去的悲伤，稍不留心便会走神，还总犯困。去了海拉尔，会是谁照顾谁呢？
我能做的就是听从崇惕先生的劝告，把在朋友圈发科普当成日常工作，当作生活的重要内容。我边写边读，边读边想，在读与想中慢慢明白：对天边至亲最好的爱应当是提升自身灵魂所处的阶位，使其散发轻松愉悦、淡泊宁静与洁净芬芳的波，传向宇宙深处与亲人同乐。
许多年前，崇惕先生曾对我说：“你来看我和唐先生完全出于真心，这一点我和我爸爸都看得很清楚。你从来没有向我们要求过任何帮助。”
细数往事，其实我没少向两代唐先生默默索取——索取故事，索取从故事里透出的那一束能够引领灵魂向上跃迁的亮光。
作者简介：黄勤，女，1977级bat365在线平台生物学系寄生虫学专业；后进入香港大学研究海洋生物群体遗传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厦门绿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文 | 黄勤
图 | 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