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厦大学生，忙忙碌碌五年，除了学习外，各种活动很多，生活显得丰富多彩，当兵是很值得回味的一种。
说起来，在那全民皆兵的年代，当民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何况我高中时代就是基干民兵了，还到空军、陆军部队接受过训练呢。但在厦大当民兵，感觉确是大不相同。一个人一旦身临海防前线，似乎就禁不住产生一种紧张感——除了学校的国防教育外，参观防空洞、目睹被金门炮弹炸塌的上弦场花岗岩护栏、没有派出所开的证明就进不了的曾厝垵……哪一项不让你的神经绷紧？
1962年夏，摄于丰庭一楼前，从左至右，杨清洪、杨聪凤、陈月英
每学期，每位民兵都要荷枪实弹地到海边站两三次岗。上岗前都得开会，每次开会，领导都要反复交代注意事项，特别强调要提高警惕，全神贯注，睁大眼睛，不放过任何可疑的人和可疑的事等。为安全起见，我们站岗时都是两人一组，尽量背靠背站着，不能聊天。当然，发现情况，小声商量是可以的。排长来查岗时，也会小声向你了解情况，给你布置任务。
1961年深秋的一天，我和陈月英被排在一组，站晚上12点至凌晨2点这一班岗。哨位在沙滩上的马尾松树林里，也就是如今国家海洋三所办公楼一带。它的左侧是建南大会堂左前方的小山岗，右侧是紧挨厦大医院的部队驻地。
那一天，无风无雨，月色迷蒙，绝没有刮风天那种脸被沙打得钻心疼的痛苦。但毕竟凉风飒飒，在浓密的桉树林里，看一切都觉得闪闪烁烁，似有似无，弄得人神经蛮紧张的。大约凌晨1点多钟，民兵排长陈培楠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我俩身边，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把我吓了一跳。他很严肃地把我俩召集在一起，耳语似的对我们说：“你们看，海面上是不是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我俩睁大眼睛看了半天，一无所获。他说：“你们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那黑东西还在缓慢地向右移动呢！”仔细一看，果真如此。他是调干生，复退军人，共产党员，年纪比我们大，我们平时就很尊重他，这时更言听计从了。
他见我们已找到目标，就叮嘱我们说：“我到连部汇报情况，你们隐蔽好自己，盯紧些。如有情况，一人趴在隐蔽处监视敌情，一人速到解放军连部找我。”不一会儿，他带着民兵连长和驻军连长回来了。连长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就说：“没事，那是一块礁石。”我惊讶地说：“礁石怎么会移动呢？”他说：“这是波浪涌动，礁石时隐时现给我们造成的错觉。”虚惊一场，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事后，爱开玩笑的我，故作严肃地对陈培楠说：“你把礁石当水鬼，差一点把我吓成鬼。看来，你以前的兵是白当了！”他是个老实人，一本正经地检讨说：“我是山区人，当年的部队也不在海边。当然，主要是我事先学习不够……”弄得我倒不好意思起来了。
厦门海防民兵在前线缉捕国民党海匪——“水鬼”
1962年夏天，台湾海峡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学校虽然依旧秩序井然，但学生已悄悄议论战事的可能性了。当时的通信技术还很落后，与外界联系主要靠书信，很慢。若想快一点，就得跑到市邮电局去发电报或打电话，浪费时间不说，费用也不是一般人出得起的。尽管如此，各种信息仍然雪片似的飞进校园。很快地，学校召开了大大小小的形势报告会，层层动员，让大家做好应付突然变故的思想准备。
首先受到影响的，似乎就是我们中文系了。当时，我们系的演出水平，不仅在校内首屈一指，在市里也小有名气。所以，我们在参加学校会演拿了第一名的基础上，排好整整两台戏，准备5月底、6月初到市里卖票公演，好好地露一手。正当我们全系上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时，系领导通知，演出准备暂停。这对于表演欲很强的年轻人来说，本是一件很令人扫兴的事。不过，我们平时就常为没能赶上革命战争、错过了战火锤炼而遗憾不已，这时倒真庆幸“打瞌睡碰上了枕头”，为能在这一场厦门保卫战中补上这一课而兴奋不已。当时的我们，有幸参加战斗的庄严感，远远超过演出的兴奋感，所以不仅不觉得扫兴，反而个个都像填满了的炸药包，恨不得立马就把敢于来犯的敌军消灭光，整天激动得不得了。
防空洞前的厦大民兵
没多久，学校宣布提前结束功课，立即进行期末复习考试。不料，形势变化太快，打仗的风声越来越紧了，复习还没结束，学校又宣布提前放暑假，期末考留待返校时再进行。领导还说，这仗是打还是不打，要打多久，都不是我们可以说了算的。我们年轻而又打仗心切，每个人的心里都认定：这仗是非打不可，打则必胜。至于这“仗”将怎么打，自有经验丰富的指挥者会拿出好主意，无须我们这些学生兵去瞎猜想，我们更不会去猜测这铁板钉钉的事还会有什么变数，于是，我们认定，我们当下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争取留校，确保自己能成为这场保卫战的一员，然后全力以赴地投身军训。
其实，当时打仗的风声已传遍全国，谁都以为厦门非战不可，甚至满脑子都是厦门战火纷飞的样子。我们更是热血沸腾，以为马上就可以接受战火淬炼了。所以，学校一宣布要成立bat365在线平台民兵团，配合解放军，为保卫厦门岛而战时，留校的申请书，真如雪片似的飞向校党委。我也递了申请书，而且自认为态度很坚决，留下不成问题。当我得知陈月英同学早已写了血书，誓死留校后，我深为自己没想到这一招而后悔不已，于是我下定决心：反正我不离校，赖也要赖到学校留下我。幸好留校的名单有我，我才没让自己以赖皮的形象示人。
该离校的同学很快就离开厦门岛，留校的组成一个民兵团，其中包括四个营。中文系和数学系合成一个营，我被任命为全营的卫生员。但领导有言在先，我既要接受卫生员的训练，也要尽可能地争取时间参加军事训练。这正合我意，我怕的就是不能参加战斗。
厦大民兵合影
作为卫生员，我必须迅速完成三项任务：
一是打扫五老峰下的山洞，并逐一消毒，以便战事发生时有个隐蔽之所。二是学习军事技术。三是战地救护训练。庆幸的是，团长给了我一个“特权”：我在“战场”上可以指认某人为“伤员”，让“担架队员”把他抬下“战场”。他们必须听我的，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战场”嘛！这给了我一个对调皮鬼“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到了“战场”，那些平时捉弄过我的人，一旦成了担架队员，要他抬的，准是全营最胖的人。他们一看就知道我在使坏，但谁敢不服从命令？充其量也只能一边狠狠地瞪我一眼，小声嘀咕一句：“等着瞧，王熙凤！”一边吭哧吭哧地把“伤员”抬走，哪怕累得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也得完成任务。
营教导员在讲评会上表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完成任务很出色”时，我窃笑不已，他们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散会后，我把他们拉到教导员面前“讨功”说：“报告教导员：他们表现出色，与我给他重任有关，他们的功劳是否应分一点给我？”教导员早知道我在使坏，故意板着脸说：“一边去！”
海防民兵在沙滩上训练
有一天，首长一说要“到沙滩上去练”，我脑海里就闪现着一片黄澄澄、松软软的沙滩，感受到躺在上面无比舒服的滋味，高兴得差一点就用俄语高呼“乌拉”了。没想到，脚刚踩上沙滩不一会儿，就有一种被火烧的感觉，头上的汗也直往下掉，两脚就情不自禁地轮流往上提了。但我还心存侥幸，以为趴下去久了，沙就会慢慢变凉。谁知事与愿违，趴得越久，肚皮就被烤得越痛，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条摊在热锅上煎的鱼，锅底是熊熊燃烧的烈火，我身上马上就要冒烟了。那滋味，我此生是永远也忘不了！
每到训练打靶，一听说哪里有了伤员，我心里就矛盾极了：既可惜自己不能练打靶，又庆幸自己的肚皮可以免受刑了。矛盾归矛盾，只要战友需要，我还是背起药箱就走。几天后，我真有点吃不消了，很想向领导反映反映，但又怀疑是自己怕苦怕累，想多撑几天再说。大概因为中暑的人越来越多，早就关注这事的营长，见了我就说：“你这个卫生员怎么当的呀？这么多人中暑，为什么不早报告？应实事求是呀，我们平时缺乏锻炼，总不能让大家未上沙场身先卒吧？我们应该学会保护自己呀。从现在开始，尽可能到树荫下去练，非上操场、沙滩不可时，头上戴草帽，地下铺稻草垫。”我和战友这时高兴得要命，练得更卖劲了。
要考打靶了，为了留更多的子弹打敌人，每人只能打一发子弹，但成绩都不错。我以“一发十环”名噪一时，很是骄傲。当然，担架队员们却不以为然：“你能打十环？准是看靶的人弄错了！”
厦大民兵扛着武器走过校门
我们练呀练，不料台风季节很快就要来临，备战被叫停了。原来，不管蒋介石如何迫切地想“反攻大陆”，台风一刮，他们是过不了台湾海峡的。备战既停，学校就通知学生回校复课，而且很快就进行期末考试。
期末考本来就难度不小，厦大的留级生可是年年有的。这次，战火烧得那么旺，大家都以为这一仗一定要打很久，有些同学难免就在脑子里把复习之事往后挪了，面对突如其来的期末考，那些临时抱佛脚的人，谁也不敢保证有多大胜算。几场考试的成绩出来时，留校备战的人似乎都高兴不起来——我们有的“战友”考砸了。当时，谁都没有“走后门”之念，谁考砸了谁认栽，不管你是班长还是团支书，该留级就留级，谁也不说什么。即便是我们的“战友”，如果补考一次还没过关，转眼间“同窗”就变成“学弟”了。我真为那些平时成绩不错，这次却一不留神就留了级的同学遗憾。这事给我留下一个极深的印象——当时的厦大，抓学习是多么地“狠”。
1962年的仗虽没打成，但厦大的备战观念却越来越强了，到了1964年暑假，在我即将升入五年级的时候，厦大民兵师师部干脆把部分民兵送到部队去淬炼了，我们女兵去的是同安辽野的野战部队。当时对我们的要求是：“记住你是战士，忘了你是学生，战士怎么生活你就怎么生活，战士怎么练你就怎么练。”
本文作者杨聪凤（摄于1963年春）
我是一个被同学们认为像男孩子的人，处事虽然不细，但很快。出发时，我胸有成竹，觉得自己能当好这真正的“兵”。到了部队我才知道，这兵真的不好当。怎么说呢？除了睡着，一天24小时，我们从起床号响起到晚上熄灯，似乎就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部队的粮食绝对有保证，但吃饭好像就事前早已被告知，煮的饭只够一半人吃，慢了就等着挨饿吧，于是大家都抢着吃一样；刚吃完，哨子一响，又是全体出动，抬盖营房的大石条去了；白天累得不行，晚上倒头便睡死。紧急集合的号声，我们是不知吹了多久才听到，说是醒了，其实个个迷迷糊糊，不管是衣裤还是鞋袜，抓到就穿。于是，这位发现自己左右脚穿错了鞋，那个大叫自己的裤子哪儿去了？整间屋子乱成一团……好不容易跑到操场站好队，十公里拉练立马开始，快得就像是赛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管你什么例假不例假……
吃一堑长一智，我们从丢人中总结教训，想出了一个好招：睡不解衣，打好背包不解开。哪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连长在熄灯号吹响后来了个突击查房，命令我们解除“武装”，好好睡觉。既然如此，夜里大概不会再有战事吧？不过，出了一次洋相的我们，毕竟有了警惕，睡前都摆好自己的东西，还牢牢记住它们的位置……所以，虽然半夜三更又来个紧急集合，我们的洋相总算比以前少多了，还受到“进步很快”的表扬。
1972年夏，厦大文史系师生与下垵女民兵一起练兵
只要身在厦大，似乎很难跟兵脱离干系。1972年，配合写作课的教学，我曾奉命带着首届文史系部分工农兵学员，到有名的漳浦古雷半岛下垵女民兵排去体验生活了一个月。20世纪90年代，系总支让我分管学生工作时，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部队干休所，请了林拓等四位军、师级的离休干部来当我系的校外辅导员，大大地加强了学生跟部队的联系。直到我退休后受聘到厦门华夏学院工作，还把这一“传统”带到那里去。
啰里啰唆写了这么多，我想说的话，其实就一句：不管社会上吹的是什么风，厦大从来不把自己当成脱离社会的象牙塔。一方面，厦大抓起教学来确实很狠——原来学校要开除一个学生，是会先跟学生家长通气的。“文革”后，为抵制走后门之风，有一回，学校要处分“有来头”的学生，竟也出了狠招——先斩后奏，先公布处分决定，再请学生家长来学校。此事震动很大，师生无不拍手称快。另一方面，厦大从来不忘要把学生培养成坚定的爱国者——哪怕你还只是一个学生，你也有保卫自己国家的责任。
1972年夏，厦大文史系试点班师生在古雷半岛听支部书记讲民兵战斗故事
作为曾经的厦大女民兵，虽然我不是很出色，但爱国的情怀确实已深深地嵌入我的心灵。
我要大声地说：“谢谢您，我的母校！”
(bat365在线平台1960级中文系 杨聪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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