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没争议的经济学家
他与人合作翻译了《资本论》，还著书回答了“李约瑟难题”
对于其他人而言，王亚南是《资本论》的翻译者；而对于厦大人来说，王亚南首先是他们的校长。
王亚南对厦大所做出的贡献，并不逊色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厦大现在作为研究型大学的基础，就是他打下的。他坚信一条：大学不仅仅是教学机构，还应该是研究机构。而如果没有半个世纪王亚南留下的“种子”，现在厦大经济学和会计学在全国的地位，也许就无法这么牢固。
他作为校长的价值还体现在他懂得人的价值。人们现在经常猜测，要是没有王亚南，那么，陈景润……其实，陈景润只是他关注过的年轻人之一。
这位校长始终生活在师生中间，他通过无微不至的关怀温暖了他们的心，这种温暖甚至在他去世后的四十多年后，仍然深入人心。
作为学者，他的贡献也是非凡的，人们现在得出的结论是：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很有名，但他们或多或少会引起一些争议，然而，王亚南是“最没有争议”的。人们都知道他和郭大力在杭州的破庙里翻译了《资本论》；事实上，他还完成一部后来被称为“中国式的资本论”的《中国经济原论》；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回答了“李约瑟难题”，即中国文明未能在亚洲产生与西方相似的近代科学，阻碍因素是什么？
王亚南1950年任厦大校长，一直到1969年逝世。不过，在1957年后，由于卷入各种政治运动的旋涡，他无法自如地开展工作，这是厦大的遗憾，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纷杂的事务，他可能会带领厦大走得更远些。
生平
王亚南1901年出生于湖北，1950年至1969年任厦大校长。1969年因患恶性肿瘤病逝于上海。
王亚南被公认为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出版译著41篇，论文400多篇。
▲王亚南与青年学生座谈学习和研究《资本论》问题。（姚凡 翻拍）
▲《王亚南文集》一卷至五卷。 （姚凡 摄）
在长汀时期，王亚南被聘请到厦大教书，就此埋下了他和厦大的渊源，1950年，他被任命为厦大校长。
与北大的马寅初并称“北马南王”
解放后，大学被军管会接管。王亚南的学生、现为厦大资深教授的邓子基说，没过几个月，王亚南就被政务院任命为厦大校长，当时首批任命的只有两所大学的校长，除了王亚南，另一位是北大的马寅初。“北马南王”，邓子基说，足见当时中央对厦大的重视。
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对此也有回忆，他说，当时王亚南有点踌躇，跟他谈过不止一次：去吧，要主持全校工作，行政事务必然会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资本论研究》以及大部头的政治经济学史何时才能问世？不去吧？周总理对他的殷切期望又使他不好推辞？
王亚南最终还是到厦大赴任了。他告诉陶大镛：在任何情况下，我也不会把学术工作停下来。
他最终在休息的时候匀出一点做学问的时间。在王亚南时代曾任厦大教务长的高教专家潘懋元说，当时，王亚南每天四点起床，开始读书、写文章，这样，到早饭前，他就能保证有三小时的学习时间。
奠定厦大研究型大学的基础
厦大研究型大学的基础，是王亚南奠定的。潘懋元说，不要看现在大家都抢着要办研究型大学，当时的大学只注重把教学搞好，并不注重科学研究。但是，王亚南提出，厦大最终要成为既是教学，又是研究机构的综合性大学。
1950年，王亚南在厦大设立经济、化学、海洋三个研究所，招收研究生。邓子基就是首批研究生，导师正是
王亚南。邓子基说，王亚南教会他们的是，“中国人应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学”。
王亚南还率先办起学报，作为推动科研的一种重要方式，1952年，厦大学报出版，刊登教师科学研究论文，在全国各大学学报中，是办得最早的之一。
潘懋元说，几十年后再回头看王亚南的这一决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上个世纪30年代实用主义教育观十分盛行，五十年代后期，美国才发现他们培养的大学生基础知识浅薄，不能适应技术发展要求，转而强调基础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并集中在重点大学培养研究生，而王亚南在五十年代初就这样做了。
种下厦大发展的“种子”
现在在全国各大学中，厦大经济学排名大约在第四名，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排名第一，金融学排名第三，邓子基说，如果没有王亚南当初留下的“种子”，厦大这些学科可能无法拥有今天的地位。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厦大面临国家的院系大调整，航空系被并入清华，财政、会计、金融专业被并入上海财经学院。邓子基说，学生和一部分老师走了，王亚南留下财政、会计、金融专业的一些老师，将他们并入经济系。
现在厦大的1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8个是文科，4个在经济学院，1个在管理学院，基本上都是王亚南当初留下的“种子”长大而成的。
不只是专业，诸如邓子基等一批现在在财会领域称得上泰山北斗的厦大资深教授，也是王亚南为厦大留下的财富之一，他日后成为国家分配论主流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潘懋元也是其中之一，当时，他所在的厦大教育系被并入现在的福师大，但是，王亚南要他留下，潘想不通，他一心要跟随教育系去继续他所感兴趣的教育史的研究，但是，王亚南问他，你为什么不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呢？
这句话给了潘懋元启迪，最终改变了他的一生，潘在主持教务处工作之余，以高等教育为对象展开研究，后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
把陈景润带回厦大
不过，在王亚南关注的年轻人中，陈景润无疑是他最大的收获。
陈景润从厦大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教中学，整天搞研究，加上口才不好，不受学校喜欢。为了心爱的研究，他辞职回到福州老家，生活困顿，据说，他有时要上街摆香烟摊。潘懋元说，王亚南到福州出差，陈景润鼓足勇气，到王亚南住的招待所去找他，告诉校长他想回厦大，王亚南答应回去问问看。回校后，他问了数学系，系主任方德植说数学系资料室刚好需要人，陈景润就这样调入厦大。
陈景润迈向科学顶峰的道路，是从厦大出发的——他后来在厦大完成的一篇论文，引起当时中科院院长华罗庚的注意，华和王亚南商量，想要走陈景润，王亚南又欣然应允。在中科院，陈景润证明出了“1＋2”。
王亚南的儿子王洛林说，如果说王亚南教授在那时就看出了陈景润将来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并不实事求是，应该说他是把陈景润当成可用之才来加以爱惜的。在徐迟那篇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中，王亚南被冠之为“懂得人的价值的人”。
当时厦大海洋系缺少海洋气象专业老师，王亚南坚持聘用了台湾气象台原台长到学校讲学，他说：“又不是办党校，只要他肯把聪明才智献给人民，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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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还没做完
王洛林回忆父亲王亚南
位于bat365在线平台经济学院的王亚南校长的塑像。 （姚凡 摄）
2001年王亚南诞辰100周年，厦大为他举行纪念会，在会上，他的儿子、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王洛林和大家分享了他父亲的点滴。但是，王亚南是怎样的父亲呢？
王洛林说，“我怎么可能用言语来表达清楚呢？”
王亚南在大学学的是教育学，他最后成为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并掌握了三门外语，王洛林说，这些成就靠的是自学。即使在声名鹊起之后，他仍然不断地学习。
1956年，王洛林陪王亚南到青岛，有天散步时，王亚南批评儿子：“你今后再也不能像这次这样接连几个星期净是玩，不做学问。当时年仅18岁的王洛林并不服气，反驳父亲说：现在是暑假。王亚南说，学问没有寒暑假。父子俩正在争论时，日后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于光远走了过来，于光远问王亚南“暑假都写了些什么”，王亚南据实回答。于光远走后，王亚南问儿子：你注意到了吗？他根本不问我在青岛玩了什么，而只问我在青岛写了什么？
文革期间，王亚南家里的书被抄走了，图书馆的书被封存了，但只要他没被关在牛棚，他每天依旧坚持看书。有段时间，他从头到尾看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经验批判》，后来他对儿子说，过去我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现在总算看懂了。后来实在无书可看，王亚南就自学法文，他把中文的毛主席语录和法文的毛主席语录对照着看，慢慢地也能看懂了。他曾伤心地对儿子说，恩格斯会十几种外语，到74岁还自学罗马尼亚文，我学一门外语就这么费劲，说明我的天分比他差多了。
后来，王亚南身患癌症，又半身不遂，但是，王亚南无法忘记的还是他的工作，他说：“人多活几年，少活几年无所谓，我就是很多想做的事情还没做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