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bat365在线平台中文系1959级的学生，文凭登记号为590032号。就读bat365在线平台，是我一生的荣幸，也是我的人生经历中最感欢乐和最值回味的阶段。
1963年毕业后，我分配到山西工作。走出校门步入社会，告别南方奔赴北方，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当时我内心既充满向往和豪情，又充满了惆怅和依恋。半个世纪以来，4年厦大生活的往事，像放映电影一样，一次又一次在我脑海中浮现。
在炮火和台风中屹立的“南方之强”
1959年秋天我进校时，bat365在线平台正笼罩在台海战争的硝烟之中，并遭受强台风的肆虐破坏。据说那场台风是几十年所未遇的，损失严重。我们进校园时，台风刚过去不久，到处可见被吹折或连根拔起的大树和电线杆，一些普通建筑物被摧毁，只剩残墙断壁、破砖碎瓦，学校一座学生食堂整个屋顶被刮飞了，……。
更使我们新生感到有些紧张的是浓郁的战争气氛。自从1958年“8·23炮战”以来，隆隆的炮声持续不断。bat365在线平台校园里曾落下蒋军炮弹，损坏了一座校舍的一角，在展览室还展出当时留下的炮弹碎片。校舍所有玻璃门窗都贴上了“井”字形或“米”字形的纸条，以免震碎伤人。进校后第一项要紧事是参观和熟悉坑道，一旦遭空袭或炮击时，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进入自己所在系、所在班级的坑道。平时看电影时，正片开始前会放映幻灯片《疏散线路图》，告知每位观众一旦有情况要出哪个门，进几号坑道。晚间我们躺在床上，经常可以听到轰隆轰隆的炮声从前沿传来，并感觉到一阵阵震动。那时，似乎我军还未完全取得制空权，蒋军飞机偶尔到厦门骚扰，我军高炮部队立即给予打击；飞机的巨大的轰鸣声和高射炮密集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天空上立即出现了一朵朵犹如棉花一般的高射炮弹绽放的烟云。
这就是考入厦大的新生们上的第一堂“课”，也是被称为“前线大学”的bat365在线平台有别于其它高校的独特之处。没过多久，我们就完全适应了这种生活，在炮火中坚持学习，在学习中坚持战斗。当时，校园里流行的并不是《bat365在线平台校歌》，而是一首由谢应瑞作词、李涣之作曲的《bat365在线平台战歌》。歌词如下：
海潮汹涌浪花翻，
耳边炮声隆隆响，
战斗的bat365在线平台，
挺立在炮火线上。
把校园当战场，
把教室当工厂，
把烟囱当大炮，
把笔杆当刀枪！
六千个人一条心，
六千个人一个思想，
看，我们听从党的指挥，
学校筑起了铁壁铜墙。
……
我们学生中的“基干民兵”也参加军民联防，夜间轮流到前沿海滩上站岗值勤。值勤时，两个人为一个小组，记下当晚的口令，每人发一件军大衣、一支步枪、5发子弹，选择既隐蔽又便于观察的地点潜伏起来。我们防范的是两种人：一种是违反规定出海、企图游向敌方的人，另一种是敌方派遣从海里潜游过来的特务。解放军对我们交代了注意事项，教给我们如何放枪之后就走了，值勤任务就交给我们学生娃了。第一次站岗时我心里很紧张，把军大衣裹得紧紧的还有些发抖，老想：“万一有个‘水鬼’（对敌特的称呼）爬过来怎么办？”接着又想：“我有枪怕什么！他口令应答不对我就开枪！”后来站岗就渐渐习惯了，心里觉得挺刺激的，还有自豪感。
有一天晚上，离我们哨位不远的地方突然响起了“嘭！”一声枪声，大家骤然紧张起来。几个解放军战士似乎是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奔向放枪地点。原来，是我们一位同学神经过度紧张，看到海水在月光下闪光（据说这是海水中含有磷质的缘故），以为是“水鬼”在水里打手电，不管真假就对海水开了一枪，深夜里枪声传得挺远，一下把部队惊动了。经再三仔细观察，确信没有敌情，解放军战士就撤走了。第二天，大家把这件事当笑话传开了。其实，十八、九岁的学生娃，第一次在黑夜站岗，出这样的事也不足为怪。
当了鲁迅学生的学生
1926年8月底，鲁迅先生应邀南下，担任bat365在线平台国学院（中文系）教授。除了授课以外，他还坚持写作，发表了许多作品。他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两门课程，受到广泛欢迎。听他讲课的，除国学院学生以外，还有英文系、教育系的学生，也有商科、法科、理科的学生，后来连校内的助教、校外的报馆记者，也经常来听他的课。在鲁迅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国学院学生创办了一份文艺刊物《鼓浪》，一直延续多年。自1961年起，我担任了《鼓浪》编委，同时担任中文系通讯组组长。
鲁迅的门生中，有一位叫陈梦韶，很喜欢文艺，鲁迅曾给他吃“偏饭”，辅导他。陈梦韶曾把小说《红楼梦》改变成剧本《绛洞花主》15卷，呈送给鲁迅指教。鲁迅于1927年1月14日，为陈梦韶的剧本写了《绛花洞主>小引》。此文后来收入《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解放后陈梦韶出版了一些研究鲁迅的著作，如《鲁迅在厦门》（作家出版社·1954年）等。
陈梦韶老师长期在厦大任教。我们上厦大时，他教我们古代汉语。他的知识功底很厚实，讲课很生动，并且富有幽默感，经常引发学生大笑，有些笑声是批评时弊的。他能把古代的东西讲活，使大家不会感到单调或枯燥。他发给我们的油印讲义是用小楷体刻写，是最工整美观、赏心悦目的。我很喜欢听他的课，由此喜欢上《古代汉语》这门课程，曾被选为班上的科代表。所以我和其他同学都自豪地称自己是“鲁迅学生的学生”。
“反右倾”波及老师
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议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批判，并宣布右倾已成为当前的主要危险，由此开展了全国性的“反右倾”运动。
当时厦大也开展“反右倾”运动。这是我们这届大学生入学后碰上的第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当时虽然没有在学生中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要求学生 “要踊跃投入运动，敢于检举揭发”。我们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自然说不出子丑寅卯来。但老师就没那么轻松了。经过一番“运动”，中文系终于揪出了一个“右倾分子”黄祖良老师。他当时是系党组织的副书记，主持中文系工作。是我的永春同乡。他曾带过我们的课，完全是一副温良恭俭的样子，从未说过一句对党不利的话。调查人员曾向学生了解他的“问题”，并仔细查阅他的教材，希望从中发现证据。我们只觉得他是个好老师，没发现他有什么“右倾言论”。但最终他还是被赶下台，被划入“地富反坏右”的行列中。记得系党组织新的领导人上台时，黄祖良老师还在大会上作最后发言，说：“从现在开始，主持中文系工作的是×××书记。希望全体师生在党总支的领导下，把各项工作搞好。……”态度很从容，很诚恳。我内心想：这个时候他还这样坦然，真是有涵养呀！
有一件小事我记忆挺深：入学初，有一天我在厦大商店买吃的东西，一时掏不出粮票。当时黄祖良老师刚好在旁边，立即从身上掏出几张粮票，递给我说：“我这里有一些，给你用吧！”粮票数额总共虽然不到1斤，但他对学生的关爱之情和平易近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黄祖良老师的错误处理，到了1963年才得到纠正。这年，我从厦大中文系毕业，奔赴北方黄土高原。后来，有一次我返闽探亲，曾到厦大看望他。在山西，还曾打长途电话问候他。
困难时期的校园生活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极大的困难，饥饿像瘟疫一样席卷全国。报纸、广播和各级领导的报告讲话，都称这个阶段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困难尽管与自然灾害有关，但主要是“人祸”导致的，是路线和政策问题引起的。在老家，我亲身经历过“各行各业大放卫星”、“全民大炼钢铁”、“吃食堂大锅饭”等，看到弥漫在全社会的“浮夸风”、“浪费风”，如此糟蹋资源和环境，那有不报应之理！
当时农村几乎每天都有死人，学生中患浮肿的人也很多。为了使莘莘学子能健康地完成学业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校方采取各种措施来维护学生的健康。学校医院加强监控，体检中一旦发现有人浮肿，立即通知有关部门，给这些学生发药（可能是维生素类）和一种类似糖饼的食品，以补充营养。学校还给学生发西红柿等新鲜蔬果，给大家当零食。另外，还供应一些肉酱（在那个年代，竟能弄到这类好东西，我感到很诧异）。在学生食堂里，我们经常吃到一种发糕，是用粗粮和海里捞取的一种藻类粉碎后加工制成的。这些即可口又有营养的东西，对大家的健康大有裨益。在整个困难时期，我们厦大没听说过饿死一个人，浮肿的人也很快康复，大家都安然度过难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对于1959年至1961年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有了新的认识和表述，称为“三年困难时期”。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时期做出了更加科学的总结，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上学期间，我享受助学金，每月7元多。当时伙食费每月11.5元，基本上吃饱。我有胃病，凭医院发的营养卡，可以买到馒头。每天上下午，上最后一堂课时，我们早已饥肠辘辘，盼望下课铃早点响起来。进食堂时有点像战场冲锋，一进食堂就迅速排好队，眼睛盯住饭桶和菜盆，敲击着碗勺等待轮到自己买饭。这时，很多人都有点小私心：希望炊事员给自己多舀一点。
上大学期间，我在经济上始终很窘迫。大伯父林祖培从国外给家里寄了200余元，专供我上大学之用。但老家也得花销，父亲给我的费用平均每月只有几元钱，主要用于补充伙食费。后来有了一点点稿费，用来买书和看电影，偶而也去照像。那时花钱，是以角、分来计算的，1元以上就算是“大钱”了。有一次，我穷得不行，到厦门市古旧书店卖掉了一本书，得了几角钱周转一下。后来，多添了一些钱，又把那本书买了回来。
当时，我们这些享受助学金的学生虽然经常是囊中羞涩，但精神生活却很充实，过得很愉快。
向《厦门日报》投稿
上高中时，我就喜欢文学。我给报刊投稿，是在考上大学之后。我身边的文学爱好者不少，刘再复、黄种生、庄赞成、陆允国等都是经常投稿的人，发表的也不少。大家互相鼓励，形成了一个文学创作活动的氛围。我在《厦门时报》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大概是一则小小的随感，标题叫《看远些》，是我在家乡学骑自行车的心得，发表时可能是1960年。1961年发表了八、九篇。1962年只发表了一、两篇。我还积极给bat365在线平台有线广播电台写稿，我的稿件几乎都广播了。1962年，我曾被评为“bat365在线平台甲等通讯积极分子”，获得校团委的奖励。受到锻炼比较大的是有一年假期，我和黄种生等同学被借调到《厦门日报》社，下工厂去采访工人。记得我是在厦门通用机器厂采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高大的厂房，庞大的设备和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不由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再深入了解，看到工人们那么纪律严明、公而忘私，心中对他们更是充满了敬慕，感叹工人阶级的确伟大！
中文系有一份文艺创物《鼓浪》（当时是油印），是鲁迅在厦大任教时倡导创办的。从1961年起，我被推举为编委。郑波光同学给我翻拍了一张旧照片“鼓浪编委暨系文学爱好者合影”，摄于1962年12月4日。后排左四就是我，一副傻乎乎的样子。有些影中人后来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精英。例如后排右一的刘再复，后来成为闻名中外的文艺评论家、散文诗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后定居美国，为科罗拉多大学教授，先后在海内外出版《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性格组合论》、《传统与中国人》、《读沧海》等数十部著作。又如中排右三的郑波光，后来成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集美大学中文系1994年创系主任、教授，影响较大的论文有《王蒙艺术追求初探》、《试论史剧理论与悲剧理论的区别》、《赵树理艺术迁就的悲剧》、《毛泽东与中国文学》等。
作文受彭柏山老师批评
当时教授我们写作课的文学老师是彭柏山。站在大学讲台上的彭柏山，完全是思想深遂、治学严谨的教授形象。他认真、精心地教育我们，我们则真心诚意地尊重他。
彭柏山其实是个很有“来历”的“大人物”。他又名彭冰山，是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抗日战争初期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政治委员。1951年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1953年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彭柏山就和胡风相识并有过一定交往。1955年，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彭柏山被定为“胡风分子”。在这起惊天大冤案中，他是被捕人员中职位最高的中共干部。而所谓“罪证”，就是胡风写的几封内容涉及到彭柏山的私人信件。《人民日报》1955年5、6月份，曾连续发表几批加了“编者按语”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提到了彭柏山的名字。那个时候我正读初中，有点印象，但印象不深。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活动，在当时被认定是进行“反革命阴谋”。于是乎，“老革命”被打成了“老反革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下子成了“教书匠”，成了我们的老师。
后来有件事使我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和敬意。
有一次上作文课，他让我们每人写一篇小说或散文。那时大学生中有部分调干生，就是从工作岗位上抽调来大学学习的，年龄一般都比我们应届的大，有一定资历或职务。个别调干生作风散漫，学习马虎，甚至流露出特权思想和恶劣习气，引起大家反感，而他个人并不在乎。我以某调干生为原型，写了一篇讽刺小说交了上去。没几天，彭柏山老师把我们的作文就批阅完毕发下来了。我一看我的作文，得了2分，“2分”两个字写得特别大。作文后面有彭柏山老师写的一段批语，大意是：这篇小说的基调是错误的。个别调干生确实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不是调干生的主流。你把他写成主角，讽刺他，不但失去了典型性，也失去了教育意义，甚至会起到不好的效果。文学创作是严肃的事情，不是个人娱乐小事。希望你认真思考，引以为戒。
我反复看了彭柏山老师的批语，内心很受教育和震撼！我佩服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深入领会和掌握，也感谢他对我这个无知学子的关心和爱护。他的批评不仅使我心悦诚服，而且使我提高觉悟。从那以后，我每次举笔写文章时，总会想到我的文章一旦发表出去，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效益和需要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老师在河南省又遭受到残酷的迫害，最终悲惨死去。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27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给予平反，使所有遭受迫害和株连的人获得政治上的新生。我的同学刘再复曾写一篇纪念彭柏山的文章，充满真挚的感情，我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共鸣。
我永远怀念曾经批评过我的彭柏山老师！
我的兴趣爱好
我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念中学时，喜欢小说、诗歌、电影文学、音乐、美术，对哲学也有兴趣。在bat365在线平台中文系，我热衷文学，积极参加文学活动，但对语言学也很喜欢，分专业班时，曾到语言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因此，我是“脚踩两只船”的人，既是甲班（文学班）的学生，也是丙班（语言班）的学生。这注定我对哪个门类都钻研得不深，因为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毕竟有限。
我的一些同学后来之所以取得卓越的成就，我猜想是与兴趣爱好比较专一有关，一旦喜欢上，就全力以赴，抓住不放。有点像恋爱，碰到意中人，就拼命去追求，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刘再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冰心曾说：“刘再复是我们八闽的一个才子。他不但是个诗人，还是一个学术理论家。”对于刘再复的散文诗，冰心用一句话来评论、概括：“我觉得可以用他自己说的‘我爱，我沉思’来包括一切”。事实的确如此。执着的爱，刻骨铭心的爱，引导刘再复走上了成功之路。1961年12月14日，我以“曙朝”的笔名在《厦门日报》发表了一篇小随笔，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再复一首诗——《滴水和石头》：
石头那么坚硬，
滴水那么柔软，
石头自豪地笑了：
“滴水那么可怜。”
滴水孜孜不倦，
战斗一天又一天，
几十个春秋过去了，
终于把石头凿穿。
这首小诗可能是刘再复步入文坛的最初尝试，也是他攀登文学高峰前的一个宣言。他崇敬和热爱滴水，甚至愿意变成滴水，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终于把文学这块巨石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窟窿。“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在北京置身于“轰轰烈烈”之外，把自己关起来，以滴水穿石的精神潜心研究鲁迅。“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当人们疲惫地拖着布满创伤的身体去拾掇烂摊子的时候，刘再复却意气风发地推出了《鲁迅传》（与林非合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等一系列著作。毕业后留校任教的林兴宅同学，一直潜心在文艺鉴赏和文艺评批领域进行探索，率先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研究文艺现象，断言“将来的文明当是诗与数学的统一”。他的论著《艺术魅力的探寻》、《艺术生命的秘密》、《文学评论概要》等均是极富创见的力作，他的论文《论阿Q性格系统》等均获高度评价，其新鲜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启迪。黄种生同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不懈奋进，后来当上了《福建日报》总编。
我在为他们的成功感到骄傲的同时，也从他们身上得到深刻的启迪：执着的爱，锲而不舍的精神，对于任何人从事任何事业，都是那么至关重要，那么须臾不可缺少！
迷人的鹭岛风光
厦门又叫鹭岛，有两个缘由：一是厦门岛的地形活像一只白鹭；二是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曾是白鹭栖息的乐园。厦门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嘉禾屿。据说古时岛上种的水稻出奇的好，有一茎数穗的，粒粒饱满，香气四溢，故而得名。明朝洪武年间，为了防御倭寇，派兵在岛上建筑城堡，号称厦门城，从此厦门之称沿用至今。它位于北纬24度40分，东经118度，气候温润宜人，冬不冷夏不热，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风光优美，所以又被誉为“海上花园”。我一直认为：有机会在厦门岛上生活，是一种福气。在厦门岛上生活所留下的美好记忆，是一辈子也难以忘怀的。要详细地一一描述迷人的鹭岛风光，非要专门的著作不可。我这里只简要地记述几处与我们学生生活有关的景点风物。
海峡长堤
入学初期，厦大校舍遭受台风破坏尚未修复，我们中文系曾在集美侨校借住过一段时间。离校舍不远处，就是闻名遐迩的海峡长堤。那是1955年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填海工程，在集美和厦门高崎之间，修起一条宏伟的海峡长堤。堤长2212米，堤面宽19米，全部用美丽的花岗岩砌成。堤两旁有人行道,中间一边是火车道，一边是汽车道。长堤中间留下一条航道，架设桥梁，便于船只出入。我们平时常散步到海堤，有时甚至步行到高崎再往回走。任凭沁人心肺的海风吹拂，放眼远处海面上的点点白帆，倾听阵阵海浪拍打着长堤发出来的声响，再感受飞驰而过的列车所产生的隐隐震动，……。我一次又一次陶醉在这人与自然的交响合奏之中。
置身于海峡长堤，我还抒发了一点感触。1961年11月9日，《厦门日报》发表了我的两则随感录，其中《海峡长堤》这样写道：
“雄伟壮丽的海峡长堤，巨剑一般把海劈成两半，横卧在海峡之间。惊涛骇浪一次又一次地向它冲击，结果都碰个粉身碎骨，而海峡仍然泰山一般岿然不动，分毫无损。行人、火车、汽车……流水似地从它身上通过，是那么轻快，那么安稳。
“长堤告诉人们：我所以有这样伟大的力量，全在于我是个集体，是一个由千万块花岗岩石肩并肩、心连心团结成的坚强的集体。
“‘团结就是力量！’ 我好像听到海峡在这样歌唱。”
校友刘再复出国前，住在北京劲松小区。有一次我趁出差北京之便看望他。聊起大学生活，他问我：“你现在还写作吗？”我答：“几乎不写了。”他说：“你可以写散文诗嘛！你在厦大时，曾经写一篇《海峡长堤》，就挺有意思的嘛！”说罢，他就朗诵起来：“雄伟壮丽的海峡长堤，巨剑一般把海劈成两半，横卧在海峡之间。……”当时我很感动：时隔多年，刘再复同学还记得我作品的内容！其实，我那个小“豆腐块”，实在算不上正式的作品。同时我也深感惭愧：自己虽然很早就爱好文学，却未能坚持。但对于老同学的鼓励，我自然是深感温馨和感激的。
滨海楼宿舍
我们入学初期，曾在滨海楼宿舍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它离海很近，能经常够听到大海涛声，而且能时刻够闻到大海气息。打开后窗，就可以看见沙滩和大海。课余时间，我们经常相随到海滩散步。沙滩上可以拣到贝壳，也可以见到被海浪冲上来的小鱼。涨潮时，海浪一排排地向海岸扑来，溅起了无数浪花，又一排排退去，发出阵阵的涛声。带有咸味的海风拂面而来，仿佛带给我们很多大自然的信息；而我们漫步在沙滩上，一次次做深呼吸，似乎是在跟大自然沟通。
滨海楼宿舍离厦港不太远。星期六晚饭后，我曾和同窗好友到厦港去游逛。与校园的清静截然不同，这里充满了喧闹和繁华，空气中也弥漫着水产腥味。晚间似乎比白天更加热闹，到处灯光通明，人声噪杂，肤色黝黑穿着裤口忒宽的裤子的渔民仍在穿梭般的忙碌走动。饭店和小吃摊子的生意格外火爆，老板的叫卖吆喝声，锅碗瓢勺碰击的叮当声，过路行人的说笑声，及远处的机器轰鸣声、船只的汽笛声，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部特殊的交响乐。食物的香味夹带着炉火的烟味扑鼻而来，引诱着人们去当一回食客。
我们每次来厦港都要花一、两角钱过一把瘾。最常吃的东西是蒸带鱼头。渔民捕捞带鱼回港后，把一部分带鱼的鱼头斩下卖给饭店，鱼身子则直接送进水产加工厂。饭店卖出来的蒸鱼头每个5分钱，我们每人买2—3个，再花5分钱要一杯啤酒，就可以尽情享受了。酱油和辣椒酱是不要钱的，随便蘸着吃。鱼头个头挺大，又很新鲜，蒸熟后味道十分鲜美。我们一边享用，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我们吃鱼有特殊的功夫，边吃边吐鱼骨头，极少会被鱼刺扎嘴。当每个人面前都剩下一堆鱼骨头时，我们的“节目”就宣告结束了。大家高高兴兴甚至是手舞蹈地返回宿舍。这也是我们厦大学生生活的一段小插曲，令人经常回味思念的插曲。
学习雷锋好榜样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中国青年》和《解放军报》上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迅速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开展了学习雷锋的群众性活动。厦大校园里很快掀起学习雷锋热潮。
对于我们毕业班学生来说，学习雷锋精神的主要行动，就是在分配工作时，能够服从祖国的需要。用雷锋的话说，就是愿作革命的锣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光。这的的确确是一场考验：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孰轻孰重？应该把哪个摆在第一位，把哪个摆在第二位？
大部分同学都能以国家利益为重，服从需要。其中有不少同学怀着满腔热忱，积极要求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便是其中的一员。填写分配工作志愿表时，我不假思索，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了广西，第二志愿栏里填了内蒙古。这两处都是边疆，而且都很艰苦。我是作了吃苦的思想准备的，下决心要去边疆工作。
我祖母和父亲很想让我留在福建工作。我祖父很早去世（我出世前14年他就不在了），祖母含辛茹苦把几个儿子拉扯大，但儿子们又一个个背井离乡出国谋生。后来，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回来守在她身边，儿媳（我的母亲）又过早患病身亡。我是祖母在国内学历最高的孙子。所以，我每次放假回家，她都会在我跟前唠叨：“阿朝（我的小名“曙朝”）啊，你大学毕业一定要回家乡工作！在家乡娶个媳妇留在我身边……”父亲说：“最好能留在本省工作，如果要出去，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调回来。你看，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你能回来也可以帮我承担一些……”
我不为所动，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一心一意要出去闯荡。我给党组织写了一份决心书，表示要以雷锋为榜样，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坚决要求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父亲见我意志很坚定，就尊重我的选择。对于祖母，我怕她伤心，就骗她说：“现在留下来在福建工作有困难，以后有机会我一定申请调回家乡工作。”1965年4月，我祖母在老家去世。临终，她一遍遍念叨着国外的儿孙和我的名字。国外的亲人没有回来，我远在山西也未能回家尽孝。我内心常怀愧疚之情，久久难以释怀。
告别bat365在线平台
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学校召开大会，宣布1959级毕业生分配方案。中文系本届毕业生共有150多名。留在本校、本市、本省的，分配到外省、市、自治区的，都依次一一宣布。最后宣布赴山西工作的名单，念到第50名时，还没有我的名字。我正纳闷：“分配方案快宣布完了，怎么还没有我的名字？是不是把我给漏了？”只听见宣布赴山西工作的最后一人：“林卫国！”我心上的石头终于落了地，知道了自己的去向。后来有人告诉我：“你原来是分配到北京的，赴京名单有你的名字，后来你被人挤了，名字给划了，改派到山西。”对此，我毫不在乎，因为我的志愿是去边疆，去艰苦的地方。
终于要告别了。同学们纷纷互赠照片，互相留言。二年级的华侨学生伍锦堂是我的好友，将从国外穿回来的皮茄克送给我，说：“听说山西是高原，天气很冷，你带上这个吧，到那里用得着。”
当我登上列车告别厦门往北进发时，内心既有战士出征前的那种壮志豪情，又有赤子离开母亲怀抱时的那种依恋柔情。伴随着列车有节奏的车轮声，一首我们平常喜欢的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的悲壮高昂的旋律，又在耳边响起：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
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辉照耀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笔者为山西省外事侨务办公室退休干部
1959级同学畅游鼓浪屿留影（前排右三为郑世铿，退休前任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常务副社长）
《鼓浪》编委暨系文学爱好者合影（后排右一为刘再复，左四为林卫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