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陈一坚，出生于1930年6月21日。飞机设计专家。福建省福州市人。1949年进入bat365在线平台航空系学习，随着1951年全国高校大规模院系调整，厦大航空系调并清华大学航空工程学院，随即转入清华大学学习，并于1952年毕业。现任中航一集团第一飞机设计院研究员。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国欢庆的日子，这一天，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50岁华诞。在盛大的国庆阅兵式上，天安门广场上空蓝天白云间叱咤而过的“飞豹”式歼击轰炸机的六机“箭形”编队格外引人注目。这时，作为“飞豹”这一目前中国最先进的歼击轰炸机型号的总设计师陈一坚也应邀参加了国庆阅兵。看着他和同志们奋斗、拼搏了几十年的成果，他激动不已。
当“飞豹”国家科技成果特等奖通过权威部门评审，当诸多专家和部队飞行员对“飞豹”的先进性能好评如潮，当陈一坚被航空总公司推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当人们向他表示敬意和祝贺之时，陈一坚只是说：“荣誉来自集体，来自大家，我只是他们的代表，作为一个公民，作为‘飞豹’型号的总设计师，我做了应该做的。”
陈一坚真的只是把这些成绩当成他生命中的一种义务，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共和国的历史不会忘记，祖国的航空发展史不会忘记，人民更不会忘记我们这位“飞豹”之父。
男儿立志卫神州
1930年，陈一坚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一个充盈着书香和爱国之气的家庭。父亲陈昭奇抱着教育救国、科技强国的美好愿望到日本学习机械制造。学成回国后，他曾先后执教于福州职业学校、福州大学机械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愤然走上街头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经常给学生和子女讲述历史上民族英雄抗击外族侵略的传奇故事。父亲温文儒雅的风范和强烈的爱国心，耳濡目染，影响了陈一坚的一生。
1937年，日本的铁蹄蹂躏了陈一坚的老家福州，幼小的陈一坚只得随父亲的学校撤到福建省南平县。南平是福建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日本人占领福州后，大举向内地推进，南平不断受到日本“零式”飞机的扫射轰炸。而长期积弱积贫的中国，经济、军事都十分落后，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有效的防御手段去抵御外敌的侵略。老百姓连藏身之处都没有，有时只好把靠山埋葬死人的棺材拉出来，把墓穴加以扩展，变成临时的避难所。每当警报一响，老百姓总是惊恐万状，拉家带口，成群结队地拼命向野外、向山边的墓穴里跑。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驾着飞机追逐逃难的人群，在人们的头顶上来回地低空盘旋、扫射轰炸。日机所过之处哭嚎声一片，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有一次，陈一坚随一群人逃进了一个用棺材洞扩展的防空洞里，洞里挤满了露着惊恐目光的人们。洞外，日本“零式”飞机的巨大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震得洞顶上的土哗哗落下。一个正在吃奶的孩子吓得哇哇直哭，那位怀抱孩子的妇女无知地以为孩子的哭声会被“零式”飞机的驾驶员听到，招来全洞人的灾难，含着泪用手紧紧地捂着自己孩子的嘴。全洞人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的脸由红变青，由青变紫，直到窒息而死！当时只有7岁的陈一坚怀着满腔的悲愤在想，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造出自己的飞机去打掉天上日本人的飞机呢？为什么让日本鬼子这样欺侮我们中国呢？如果我们也有自己的飞机，这小宝宝就不会死！当时他下定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造出能打下日本鬼子飞机的飞机。
曲曲折折拼搏路
时光荏苒，一晃就是十几年。
1952年夏天，朝鲜战场激战正酣，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凭借自己强大的空中优势疯狂封锁和轰炸朝鲜清川江大桥，企图切断中国抗美援朝的补给线。为了保证运输动脉的畅通，中、朝、苏三国加强了空中打击的力度。随后，一些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遭到敌方炮火损伤的伊尔－18、杜－2飞机被紧急送到修理厂进行抢修。
此时已经22岁的陈一坚刚刚从清华大学航空学院飞机设计系毕业。经过一个月紧张的国家集训，他被分配到122厂设计科从事飞机设计。报到的第二天，他就主动要求到修理厂进行飞机抢修，这对他来说是难得的现场实践和报效祖国的机会。这段时间，他跟着苏联专家忙上忙下，没白天没黑夜地干，研究修复飞机方案。虽然辛苦，但却使他迅速把所学的书本知识应用到了实际工作中。
1955年，我国已经具备了自己仿制设计飞机的能力。时逢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大等去苏联深造的学者归国，开始组建中国自己的飞机设计队伍。总参谋部决定由叶正大牵头，由黄志千、徐舜寿等组成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当时正值用人之际，惜才如命的叶正大到处物色人才。这一天，他来到哈尔滨122厂，通过一系列的看、问、试，他终于发现了两个不可多得的年轻人，一个是屠基达，现在已经是某系列飞机的总工程师，另一个就是我们的主人公——陈一坚。
1956年，被叶正大慧眼识英雄的陈一坚到沈阳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室担任设计员。这里真可谓群英荟萃，藏龙卧虎，无论是年老的专家还是年轻的小伙子都有着一股不可遏止的热情，因为他们都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史的第一页将由他们来撰写，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1957年的一天，贺龙元帅、陈毅元帅亲赴沈阳，出席了我国第一个歼击机——歼教一的仿制会议。而陈一坚刚到这里，就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工作中。
陈一坚每次说到这段历史都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仿佛自己又重新回到了年轻时那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他说：“那时，我国自己研制的第一架飞机就是歼教一，当时参加这一型号飞机研制的工作人员恰好有108人，而我们又都憋足了一口气，非要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不可。所以人们管我们叫‘梁山108好汉’。”108好汉果然个个都不是吃素的，歼教一的设计很快就完成了，生产图纸全部移交给了生产厂家。
1958年，“大跃进”开始。此时的陈一坚等人正在马不停蹄地进行东风104、东风109、东风13飞机型号的设计，而这些型号的设计用陈一坚的话来说，“都是瞄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飞机的水平”。但是，历史往往与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差距。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一些不按科学规律办事的成分直接影响了飞机的研制，再加上领导人的频繁更换，结果是“猴子掰包谷”——一个也没有干成。每提及此，陈一坚总是惋惜地说：“当时如果不是政治原因，和一些人为的因素，能够按照科学的规律办事，坚定不移地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争创一流’的道路的话，我们如今和美国的差距决不会像今天这么大。我们的‘两弹一星’不也是在没有多少技术装备的情况下，靠国家持之以恒的重视，靠科学的态度，靠自力更生、敢为人先的精神干出来的吗？”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60年代初，陈一坚作为主要的设计师之一，把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种涡轮风扇发动机改装到某型飞机上，解决了当时的战备急需。这期间，他还和其他同志一道，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发动机空中试车台，此试车台直到现在还在为我国飞机型号的研制试验效力。
由于具有较高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陈一坚由三机部六院一所的专业组长升任副主任兼第一设计室主任。作为恩师的徐舜寿有意培养他这个“技术苗子”，在工作安排上有意识地让陈一坚了解飞机设计的全过程，所以他干过飞机总体、气动、强度、结构等专业的设计，了解了飞机设计的全过程。加上他求知若渴，勤奋好学，始终关注着国内外飞机发展的新动向，在离开六院一所前，他已摸透了国外好几种飞机的情况，这为他以后担任重点飞机型号的总设计师，熟悉各专业情况、统揽全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陈一坚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最高志愿。”正当陈一坚在悉心钻研国外歼击机设计、思谋我国歼击机发展的时候，出于国家防务的总体考虑，党中央希望制造具有威慑力的轰炸机。总参和国防科工委点将由徐舜寿来组建我国的轰炸机飞机设计研究所。作为徐舜寿总师麾下得力干将之一，又是徐舜寿技术助理的陈一坚，自然成了徐总点将时的首选。
1964年初，陈一坚随同徐舜寿一起奉调来到了三机部六院十所(603飞机设计研究所)，从事大型飞机的研制工作，担任总师助理，成为徐舜寿最为得力的助手。在这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陈一坚在徐舜寿的直接领导下，积极投身到紧张的远轰、轰六等机种的改进设计之中。
沧海横流显本色
“在中国的蓝天上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飞机在飞翔”。这是建国以后，从事航空设计人员的共同愿望。
1966年4月，为了打破外国飞机一统国内民用航线的被动局面，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发出指示：以603所的技术力量为主，仿制、设计“运七”飞机。
仿制设计“争气机”，报国有志亦有机。年轻的陈一坚感奋不已，他觉得此时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然而，正当他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来实现自己“献身航空，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时，“文革”风暴席卷而来。陈一坚的恩师、我国的第一代著名飞机设计师、我国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研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的徐舜寿，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翻在地，可怜的徐总终因受不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含愤而去！
作为徐舜寿的“技术黑干将”、主要追随者的陈一坚也难逃厄运，他先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后又因一起所谓的“破坏事件”被打成“特务”，然后被无情地从火热的飞机研制前线横扫到“牛棚”里。在“牛棚”期间，陈一坚作为“重点改造”的对象，种过地、放过羊、喂过猪、扫过厕所，还修理过汽车。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不管他们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总有一种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工作的热忱，总想把自己要干的事情干好，以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自己脚下这片土地。
如同他的名字“一坚”一样，他是一个历经了风浪，意志坚强，万事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的人。身陷困厄中，他却始终对前途充满信心，坚信自己是清白的，国家是不会永远让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去放羊、喂猪、扫厕所的。
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陈一坚最盼望也最害怕的是听到飞机从天空一掠而过的轰鸣声。陈一坚明白，这证明即使“文革”这么乱，他的战友们为了周总理和叶帅的嘱托，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强大还在顶着巨大的压力大干“运七”。但尽管如此，飞机的轰鸣声还是让这位把自己的理想与追求都融入飞机设计，而现在却不能参加工作的“技术尖子”、“设计快手”十分难受。
逆境可以摧垮一个人，也可以造就一个人。
在“牛棚”里，他牢记着恩师徐舜寿生前嘱托的一件事：那就是当时国外一架最先进的飞机在地中海上空飞行时突然爆炸，这种爆炸不是人为的破坏也不是操作不当所致，而是因突然间的疲劳断裂所致。这件事引起了国际航空界的高度重视，而徐舜寿也同时在思考中国飞机设计中的疲劳断裂问题。有一天，他对陈一坚说：“小陈，你要多看看国外疲劳断裂这方面的资料，平时也多考虑考虑我们的飞机如何解决疲劳破坏问题。”
遵照徐总指示，陈一坚从1965年起就开始系统地学习研究“疲劳与断裂”理论，并思考着“运七”飞机测绘设计中的疲劳断裂问题。
关“牛棚”期间，他不能直接在飞机研制现场干自己心爱的飞机设计，就利用放羊的时间苦心研究飞机的疲劳断裂问题，常常是一干一个通宵。
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后，陈一坚编制了我国第一份飞机疲劳试验大纲——“运七”飞机疲劳试验大纲和“运七”飞机疲劳试验疲劳载荷谱，结束了我国在飞机研制中完全参考外国疲劳通用载荷谱的历史，为我国飞机研制时的疲劳设计、疲劳试验奠定了基础。后来，他又主持编写了《疲劳手册》，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同志合作编著了《微观断裂力学》一书，这是当时我国惟一的一本研究微观断裂力学的专著。陈一坚由此成为我国有影响的研究飞机疲劳问题的专家。
肩挑重担为国防
1977年，随着全国性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入进行，陈一坚得到了彻底平反。也正是在这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急需一种在平时能对敌人起威慑作用，战时能取得现代局部战争胜利的“撒手锏”武器。
在百废待兴，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进行高技术封锁的情况下，我国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研制被誉为“撒手锏”的“飞豹”飞机。“飞豹”经过前期的论证已进入预发展阶段，这为怀着报国之志，“拼将一腔报国心，用我智慧卫吾华”的陈一坚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陈一坚以他在飞机设计方面独到的见解，首屈一指的技术声望，谦逊和善，倾听不同意见的组织能力被任命为603所副总师，1980年8月又被原航空工业部任命为603所副所长兼总设计师，1982年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飞豹”型号总设计师。
“飞豹”飞机是一个复杂的大型武器系统，也是一个涉及到全国10个部委、81个协作单位的大型系统工程，是我国发扬独立自主精神，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完全依靠自己力量，自行研制的新型机种。在没有原准机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其设计工作的难度之大，风险之高是可想而知的。
飞机设计规范的选取是总设计师必须决策的重大问题，它事关飞机设计的成败。为了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从难、从严、从高，必须敢冒一定的风险，这也是对型号总设计师能力、信心和魄力的检验。
过去我国的飞机设计，是按苏联五六十年代的设计规范进行的，这种规范有不少弊端。“飞豹”的设计适逢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先进的英美设计规范已逐步地传入我国。究竟是采用落后但十分保险的老规范，还是冒着风险采用先进的新规范？陈一坚认为，如果不冒这个风险，就会永远地“穿新鞋，走老路”，国家花了那么多的钱，得不到一个先进的飞机，技术上也不能获得大的进步，这是对国家、人民的不负责任。
于是在603所科技人员的支持下，陈一坚大胆决策，“飞豹”的设计选用国际上先进的美国军用规范，在科学、严谨的基础上，大胆地干。
科学的东西历来非莽夫所为。为了保证新规范采用的顺利实施，陈一坚一方面深入、细致地吃透、消化新规范，一方面又要求设计人员按照老规范进行验算，两相对照，既证明了新规范的适用性，又充分地展现了新规范的先进性，对一些疑虑者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他还妥善地解决了新规范在使用中的协调、配套问题，使飞机的载荷、品质、结构强度和系统的设计水平迈上了新的台阶。一举达到了国家下达的设计要求，保证了飞机设计的先进性。
作为一个飞机型号的总设计师，还必须有超前的战略眼光。80年代初，计算机辅助设计尚未普及应用。我国的导弹、飞机等高科技的产品设计，依然靠人工爬图板画图，手拉计算尺计算，工作效率低，易出错，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强度大。
陈一坚等人敏锐地觉察到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制造、试验、管理的重要作用。以他为主任设计师，毅然挑起西安地区140多名教授和科技工作者5年联手协作攻关的重担，并于1986年底研制成功7760CAD/CAMM计算机辅助飞机设计、制造及管理系统，以其开创性的成就荣获原航空工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采用计算机辅助“飞豹”研制，提高了工作效率，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
为了确保“飞豹”飞机研制成功后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落伍，“飞豹”在数百项成品中，光创新性的成品就占35%，几乎覆盖了整个系统，大大超过新技术不得多于20%的设计风险额度。陈一坚运用唯物辩证法，坚持局部最优不是全局最优，宁可牺牲局部最优也应求得全局最优的设计思想，在大胆、合理采用国内成熟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办法的同时，通过精心的优化组合，使众多的局部最优转化为全局最优，保证了“飞豹”设计的可行性与先进性。
陈一坚认为“飞机的质量是设计出来的”，设计的缺陷如不及时地更正，将给飞机带来致命的影响。作为总设计师，他双管齐下，一手抓技术，一手抓质量。在“飞豹”研制阶段，他建立了专门的质量管理队伍，按照“闭环性质量控制体系”的要求，在设计过程中质量部门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设计质量大复查，查出的上万个大小质量问题，在飞机试制之前逐一解决。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陈一坚以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摒弃门户之见，请我国航空界有名的教授、专家们对“飞豹”的重要系统、关键部位的设计“评头品足”，把大家的智慧和建议融入设计之中。
在陈一坚和603所全体职工、军队、上级领导机关、所有参研单位一道努力下，中国“飞豹”诞生了！它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国歼击轰炸机研制方面的空白。其优良的性能与美国的F－15基本型、欧洲的“狂风”与“美洲虎”、原苏联的苏－24相当，业已成为保卫我国领土领空，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威慑力量，成为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主攻手”和“撒手锏”。
1999年底，又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传来，陈一坚已经被国家批准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对我们“飞豹”之父多年来辛劳和业绩的肯定！
作为福建籍的院士，陈一坚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与发展。2000年9月，他回到了阔别半个世纪的故土，给家乡群众作了多场题为“中国‘飞豹’飞机及航空技术展望”的科普讲座；向有关领导建言献策：福州的工业还缺少高精尖的项目，可以利用内地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的机遇，引入军转民高精尖项目，如家电智能化产品等”；他还题词：“旌旗展，游子梦断台江月。台江月，岁岁清彻，闽江一别。昆明湖旁清华园，航空报国情难绝。情难绝，飞豹横空，直叩天阙。”表达了赤子对故乡的眷念和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