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上世纪七十年代开放、改革之春风，获有三件事难以忘怀,今不揣浅陋，以作为庆祝新中国60年华诞献礼!特与君分享，并请斧正。
一、目睹高考改变一位女工的命运
1977年9月恢复高考，我被调往福州市集中评卷，担任省数学试卷第4题题长。某日，第3题的评卷教师，送来一份试卷，要我代阅；盖因考生用微积分方法，求出球面公式，再算出答案。我阅后判定推演正确。没想到，隔日清晨，突然来访一位今在福大任教，而原在厦大时我的老师林振生。原来，那位超前用大学方法求解中学试题的考生，正是他的女儿林燕厦，现在福州市电镀厂当工人。
这位女工，因其父右派而发奋自强，业余时间闭门跟着父亲学数学，默默耕耘，终于考上福建师大数学系；四年级时，撰写关于概率方向的论文，以示与父亲的“微分方程稳定性理论”研究方向有别，而非受父庇荫。毕业时，经考核，受国家派遣到约旦公费留学。善哉!女工成了公派留学生矣。
高考，有人喜有人悲。有位后进的考生，在试卷背面有诗佐证：“小子本无才，老子逼上来；白卷交上去，鸭蛋滚下来。”
祝愿喜者戒骄，更上一层楼；悲者勿馁，总结经验再战。
二、“书呆子”成了1977年高考数学题解的主编
1977年秋，作为福州八中数学教研组组长，我组织同仁，日夜兼程，将福建省的高考数学试题书刻腊纸，油印后速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首府的第八中学和第一中学，要求对方将所在的高考试题回赠一份。每当收到试卷，立即有专人编写题解；很快就汇集了廿八份试题，唯缺西藏那一份，我乃求援于福建师大任教的老同学，他不负重托，专程将西藏试题送下。由于文革残留心里的余悸，所以在书末增添“台湾省(待解放)”几个字，免得授人以“分裂国家”把柄。如此，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含台湾)试卷全到齐了。
在学校预付一千元开印费后，于福州印刷厂、福建新华印刷厂分别印刷内页(正文)和封面。当时，现代版的“梵书坑儒”刚结束，高考参考书一片空白，高考信息缺失；在题解印刷期间，泉州、厦门、龙岩、莆田、福州等地纷纷来电、来人询问何日出版?另者，有一位印刷工人私藏了几页，结果被厂方除名。1978年3月，以福州八中数学教研组名义编印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九七七年高招——数学试题题解》终于面世了；第一版三万册供不应求；再版一万册，亦很快脱销；为学校创收了四千多元。我这个被人讥称“书呆子”的，无意中成了该书的主编。
三、出席“全省科学大会”激情满怀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情深意切地愿做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这更令人感动不已。从此，科学春天的阳光晒满了神州大地。
1979年春，福建省在榕召开了“全省科学大会”；我作为所在学校的唯一代表荣幸与会。主持会议的省委代理书记林一心说，他专程赴中科院拜访陈景润：第一次是邀请陈莅会作报告；第二次是去拿报告稿(陈景润工作繁忙，无法赴会)；林书记说他看到陈景润穿一双旧万里鞋，脚拇指都伸出鞋外了；又说，陈景润收到全国女性的求爱信一、二百封，全部交给了党支部，顿时哄堂大笑。陈的报告稿由一位女播音员朗读，他先祝贺家乡科学大会的召开，再谈及“哥德巴赫猜想”的来龙去脉；最后勉励青年学子向科学进军。接着，作为省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汪良材(时任中共福州市委委员、福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发言，他主要谈及五十年代在北京主持编写新中国第一部中专“高等数学”课本以来的工作情况。由于大会上报告者和发言者都是我熟悉的良师益友，以致结束时，我心依然激情澎湃，遂将处女作《人造地球卫星和初等数学力学》一书委托警卫哨兵转呈林书记教正。
隔日，我到福建人民出版社商讨出书事宜，当谈到合作者为汪良材时，编辑同志随即取出刚到片刻的福建日报，立见头版标题黑体大字——汪良材名字，很快同意将出书列入计划，并商定书目为《平面解析几何解题思路与范例分析》。
翌年，是书出版发行，汪良材将稿费250元捐赠福州市委机关幼儿园，对此，我写了一篇“短讯”，刊登在福建日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