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陈兆璋教授

  • 2010年11月22日
  • 群贤文苑
  • 作者:王东良(1982级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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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5月23日早晨,还在睡眠中的我接到电话,我的导师、bat365在线平台历史系陈兆璋教授因病于5月22日凌晨不幸去世,厦门日报已刊出讣告云云。说真的,那时的我尽管思想上也有一些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我还是无法接受这无法逆转的严峻的事实。待我急忙赶到导师家时,家里所显示的一切好像并无发生此事似的。启平老师(导师长子)纵然悲痛,却以极其平静的口气告诉我“按照母亲临终留言,丧事一切从简,所以母亲遗体已于昨日送往火化”,听到这最后一句话,我真是无言以对,潸然泪下,只能面对着导师的遗像鞠躬致哀,我深为看不到导师最后一眼,不能送她最后一程而遗憾,也为她临终选择这一离开方式而敬仰。

  导师之于我,抑或她的一家之于我,其学识之传授,人生之关怀,家风之沐浴,当是说不完道不尽的。我于1982年秋季从浙江考入bat365在线平台历史系,大一下学期,导师担任了我们的世界中世纪史任课老师,因为上的是大班(全班同学60人)通史课,我对当时留下的印象并不特别深,依稀记得导师那时已是华发初上,一副典型的中国高校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岁月遮不住人生的沧桑,也难怪那时导师已是一位60周岁的老人了,不过最可喜的,她是给我们上课的第一位厦大教授老师,听高年级同学私下议论,导师学问严谨,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严格,于是,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对她产生了一种“怕”的心态,深怕期末考考不过似的。说真的,那学期导师的课程期末考高分确实很少,我只得了81分。

  转眼到了大三学年,按照学校课程设计,我们进入了选修课阶段,出于对世界史的多一点兴趣,更因夹杂着对导师的选修课参报人数少,大概可以得到更多受教机会的“私心杂念”,我选择了导师的“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史”课程。平心而论,在当时导师开设这样一门课程是具有挑战性的,这不仅仅因为我国史学界注重对本国史的研究,而对外国史特别是外国的上古史,中世纪史研究少人问津,而且国外史学界对世界史的许多重大问题争论颇多,学校图书馆、系资料室收藏资料也匮乏,所以,导师在开讲的第一堂课中开宗明义强调,这是一门探索性的专门史选修课,以期引发我们的兴趣和探索思考。在教学过程中,导师采取的不单纯是灌输形式,而是一种引导式、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方式,力求我们掌握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为此,她抓了三项工作,一是抓我们的自学能力,包括课前预习,阅读参考书及收集资料的能力;二是抓“讲”与“写”的能力,通过课堂讨论和布置作业等形式提高水平;三是抓专业外语能力,通过印发中、英文对照参考资料,开拓史学眼界,与此同时,导师也不忘介绍国内外史学界对本专题重大问题的最新学术研究动态,包括她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从中我们领略到导师不仅学识渊博,专业功底深厚,是当时国内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专家,用北京师大历史系戚国淦教授(世界中世纪史学术研大师)的话说 “已走上了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水平”。例如,她于1982年撰写的《英国封建制度的完备性、不完备性与资本主义的起飞》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光明日报》史学动态专栏和《世界历史》杂志都加以报道,《中国历史学年鉴》也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该文论点还引起了参加我国英国史学术讨论会的英、美学者的重视和关注。类似这样的论文,导师撰写了数十篇,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世,多在国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多在历次的相关学术会议上交流,也多被《中国历史学年鉴》这样的权威工具出转载介绍。2003年,导师应有关方面和同行的期待,将从教的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结集,编成《世界中世纪史散论》一书,由bat365在线平台出版社正式出版,洋洋数十万字的文集,印证了一个世界中世纪史学者严谨治学的心血结晶,当然这是后话。一个学期一门选修课在四年的大学学习中也许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日后报考导师的研究生,不能不说与这一学期的选修和初步系统的学习,是一个最好的铺垫。

  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缘于报考导师的研究生,我自然而然选择了导师作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在我成为导师的研究生前夕,有这么一段姑且也称作是学前培训的机会,亦称得上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儿。

  大学毕业当年,我如愿以偿考取了导师的“中外封建经济史”方向研究生,这是导师第一次招收培养研究生,我也因此成为她麾下的第一位开门弟子。因为是第一次,又是我一人,导师以极其认真而严谨的态度带我度过了三年的求学生涯,除了大课外,我的大部分上课是在她家的客厅里上的。所谓的“上课”,授课也并不是主要的,更多的是采取交流、探讨、启发式教育,帮助我掌握研究式学习的方法技巧。这当中,生活上的关心也是印象至深的,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做一点回顾。

  一是严谨的教风。在系里,导师的严谨作风在学生中是出了名的,这归因于她抗战时期母校厦大迁居长汀办学时的国难教育,归因于她对祖国民族强大的爱,对发展教育事业的爱,对培养合格学生的爱。我清晰记得她对我上的第一堂课中,详细勾勒了三年的学习计划,强调在三点学习方法上要齐头并进,第一是要通读马恩列斯经典原著,连《毛泽东选集》四卷也不例外,特别是论封建社会的经典论著、章节、观点更要精读,务求掌握背景、内容、本质甚至后人的评述。虽然马恩列斯著作文章版多量大,而且不少论述是需要反复阅读才能真正明了的,但通过泛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法,切切实实为我后面的研习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第二是要强化英语功底,辅修俄语。我的研究方向名为“中外封建经济史”,实质上研究的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西欧地区的封建社会经济史,熟读收集国外史学家的原版英文史料是必不可少的。曾听国内同行教授谈起,1984年,导师参加南京英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用极其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与国外同行交流论文,堪为美谈。只可惜我没有这个机会遇上,三年读研的日子里也无缘见到这样的风采。辅修俄语也是导师根据学科研究方向的需要为我设计的,一是俄文版的史料在国内相对多见,二是国内史学家比较认同社会主义时期苏联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总而言之,在导师的严格要求下,我的英语阅读水平似有明显的提高,大抵也能看懂英文版古文了,俄语则能阅读一般文章。

  二是探索精神。相对于本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世界封建社会许多重大问题是我国史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需要大力开展探索。导师经常倡导鼓励,做研究不要因循守旧,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敢于突破。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根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一文观点,认为英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是“完备的”,但她根据史料分析,得出英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既有其“完备”的一面,又有其“不完备的”一面,两方面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这一结论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极大反响和重视。她还竭力倡导要用中外比较的方法,努力探究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发韧于西欧地区,并得到较好的发展,应当从各自更早的封建社会形态内部结构中去寻求答案,想来这也确实是一种扩宽思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受此启发,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就是通过分析英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发展变化作为切入点,揭示了中世纪英国农村中雇工关系的出现和农民阶级内部分化趋势的加剧,促进了日后英国资本主义因素较早萌芽的结论。

  三是慈母般的情怀。导师在大部分学生的印象里是一位严师,但接触久了,了解多了,你定会觉得她有一颗慈母的心。她对学生,同事,家庭倾注的都是世间最珍贵无私的慈母的情怀,这里不能不述说她一生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丈夫郑道传先生。郑道传先生原是厦大哲学教授,满腹经纶,由于个性耿直,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被戴上右派帽子,被剥夺工作权利,两度被关进“牛棚”改造,乃至被折磨得双目失明,然而厄运并没有压垮他,困境并没有动摇他,特殊的经历铸就了他更坚强的意志。平反复出后仍坚持登台讲课,带研究生。作为妻子的导师,其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她无怨无悔,悉心照顾郑先生。我曾几次目睹了导师在家中照顾郑先生的细心,除了生活方面之外,还帮着收集资料,念材料,录磁带等等。每天傍晚总可以在校园里看到导师会挽着郑先生散步,边走边聊学术问题,这个情景时间长了,成了厦大美丽校园的一道风景线。我经常可以听到熟悉他们家庭的老师们,甚至于我素不相识的过路人对他们夫妻恩爱的啧啧评价。1988年下半年,我因准备毕业论文赴外地查阅资料,拜访业内权威学者,不曾想到北京、上海的同行学者对导师一家的情况也是异常的了解,言导师一家的经历是坎坷的,这一生走过来是不容易的,导师对丈夫、对家庭付出了太多太多,并嘱咐我一定要把他们的问候带到。我始知导师的慈母声名不仅仅在厦大校园,早已名声在外。我在默默汲取导师学识涵养的同时,也时刻分享着他们的家庭温暖,每当我休假回校,导师第一件事就会问起我的家庭情况,了解家乡的变化,询问我的见闻感受,足见她虽不常离开家园,但心中永远装着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无比关切之心。每个学期,遇到重大节日,我们几位弟子(包括郑先生的研究生)都会被邀到家里吃饭,享受一家子的和谐快乐以及那爱生如子的情怀。

  得益于郑道传先生的支持推荐,我毕业之后来到现在的工作单位报到工作,期间因工作关系,我有较多的机会还能继续进入我那个熟悉的家门,与两位先生聊天说事谈心,感受好似还没有离开温馨的校园和可敬的导师。承蒙两位先生对我工作上的继续谆谆教诲,引导我在工作岗位上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顺利成长。

  写于二○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