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而立之年的陈嘉庚先生遭遇人生重大挫折。父亲在海外的商业江山因经营不善一败涂地，留下巨额外债。
面对艰难时局，陈嘉庚先生放弃居住国法律规定父债无须子还的权利，毅然宣布“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绝代还清以免遗憾”！
他以横绝的志气、敏锐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谦”以处事，“诚”以待人，“毅”以营商，不数年便在父亲倒下的地方重新崛起，还清父亲所欠全部债务，并朝着缔造庞大的商业王国扬帆远航！
（青年时期的陈嘉庚先生）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一个深秋，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颠簸，陈嘉庚踏上新加坡。
陈嘉庚来到新加坡，被父亲安排在陈家起家商号顺安米店，跟着族叔陈缨和学做生意，先从领货与记货账做起。陈嘉庚做事认真规矩，领货绝不延缓，记账清清楚楚。几个月后，父亲就让他管理外柜货款。
上任一年后，父亲欣慰地看到了儿子为顺安米店赢得万元利润，他放心了。陈嘉庚也觉得自己勤勤恳恳，恪尽职守，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在回忆起这段学做生意与开始自己掌管商号的时候，陈嘉庚说：“自来洋及回梓三年，守职勤俭，未尝妄费一文钱，亦无私带一文回梓，执权两年，家君未尝查问。在膝下三年，终日仆仆于事业，亦未曾攫其怒也。”1
带着对故乡的忧患与焦虑，陈嘉庚于一九〇〇年冬再次回到集美。这次回来，他的主要工作是迁徙母亲坟墓，改葬先慈，也考察一下故乡有无可投资的空间。这时陈嘉庚二十七岁。
19世纪末的厦门港
这一年，厦门市区发生一场火灾，大火燃烧了一天有余，千余家商店毁于一旦，残垣断壁布满街衢，焦土塌砖堆积成山。人们将大火焚烧后的焦土残渣清理到海里，不到一个月时间，竟然在海边填出一块三万多平方尺的实地，官府以实地出售给商家。陈嘉庚察觉到这是在家乡投资的机会，便函告父亲并征得父亲的同意，以一万元买下一片土地，用三万余元建筑三十多间店面。不料这笔买卖引起了台湾籍民的眼红，便依仗日本人的势力，要抢占这片土地与商店。陈嘉庚不得不推迟回新加坡的时间，与台湾籍民对簿公堂。
陈嘉庚在家乡的官司打赢了，但他没有想到，新加坡顺安商号的生意做糟了。一九〇三年，陈嘉庚三十岁，赢了官司的他兴冲冲地从厦门赶回新加坡。然而，新加坡迎接他的是顺安生意的一片破败景象，父亲一生打下的商业江山，一夜间化为乌有，债台高筑。三十而立，而立之年的陈嘉庚却遇上了商场上的风刀霜剑，陈嘉庚写道：“余卅岁夏末，厦门建筑事完竣。七月初作第四次南行，甫入顺安店门，即感觉状况大形衰退，各事凌乱不堪，似无人管顾。”陈嘉庚忙去拜见父亲，年迈的父亲一脸沮丧，也不知这飞来的横祸到底怎么回事，见到久别的儿子，“亦无欣容快意”;他去见经理的族叔，只见族叔“身染麻木之疾，神气丧失”2。陈嘉庚只得一头扎进顺安，账一笔笔查，人一个个询问，终于了解到他不在的这三年顺安商号的实情。原来在这三年间，地产跌价，顺安的主要借贷的印度商却提高借贷利息，收入亏损，付出增多，这是父亲债台高筑的主要原因；其二是管理不善，因为陈嘉庚有三年时间居留故乡集美，父亲则年迈多病，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照管生意，店务管理虽然交给族叔，但面对家族企业，族叔并不敢放手管理、大胆监督，这致使陈杞柏三姨太及其养子管辖的胜美店与庆成白灰店的店务一塌糊涂；其三是三姨太及其养子侵用公款，滥用商号资金，不仅管理的两家店一败涂地，而且侵用公款赌博。陈嘉庚坦然指出，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三年他不在新加坡期间，三姨娘及其养子挪用了超过十万元的公款，造成了顺安的关门。就这样，父亲从一八七〇年便胼手胝足创下的基业塌了，顺安商号关门。关门时，公司的坏账加上银行押款，陈杞柏名下的负债总数达二十五万元。
顺安关门后，陈嘉庚如果就此结束父亲原有的产业，作为儿子，按照英帝国的法律，他也无须去偿还父亲的债务，他完全可以躲开债项，另辟途径，从零做起，摆脱父亲债务的瓜葛，这是一桩多么遂心的事。然而，陈嘉庚却出人意料地挺身而出，决心自己来偿还父亲的一切债务，他说：“家君一生数十年艰难辛苦，而结果竟遭此不幸，余是以抱恨无穷，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绝代还清以免遗憾。”3陷入困境中的陈嘉庚，坚持中国人讲诚信、重然诺、决不服输决不放弃的人格，为不让父亲不让世人感到遗憾，果敢地采取逆行式的行动，选择在父亲倒下的地方重新站立起来，坚持不走“无须偿还”的法律之路，而按国人伦理要替父亲还债。这一举动令新加坡社会感到震惊，但正是这不按常规出牌的举动，让陈嘉庚开始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立起自己的声望。
此时，陈嘉庚身上仅有七千余元，一个人的智慧、力量、毅力和原本潜藏着的各种各样的素质，往往就是在极端困境中才爆发出来的，陈嘉庚被困境激发了。
从七千元微小资本与自己急需获利还债的实际出发，他首先选择了一个投资最便宜、利润最容易获取的项目。趁地产跌价，他在距离狮城市区十里之遥的三巴旺买下一块山地，用木板、茅草等简易材料，因陋就简地建起一座黄梨罐头厂，机器用的也是别人家淘汰的便宜二手货，开始生产黄梨罐头。
经过两个月的建厂筹备，到四月黄梨成熟时，陈嘉庚的第一座工厂便开工了，陈嘉庚将黄梨厂定名为“新利川”，取的是“新的利润源泉”之意，祈盼由黄梨厂而开发出新的财富源泉。这时期，十六岁的胞弟陈敬贤和十八岁的原顺安商号伙计、族侄陈友德是陈嘉庚最得力的助手，两个青年人以“初生牛犊”的勇气和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新利润源泉的开掘中，简陋的黄梨厂很快为陈嘉庚带来了第一笔效益。三个月后，新利川黄梨厂获利九千元。
在新利川开始出产罐头的时候，新加坡有家黄梨老厂的老股东要出卖股权。这家厂是柔佛日新黄梨厂，原本是父亲陈杞柏独创的产业，后来因顺安商号难以为继，父亲便出让股权，邀人入股，以解决顺安燃眉之急。当时有人便购买了一万七千元股份，陈杞柏只保留一万元股额，那人成为柔佛日新的大股东。不想这位大股东于一九〇四年四月去世，陈嘉庚知道他家属有意出让股权时，便果断地买下死者家属份下的全部股额，让柔佛日新重新回到陈家手里。柔佛厂大，又是老厂，买下股权的那一年，日新黄梨罐头厂就获利三万元。
这一年，陈嘉庚又从顺安商号收回约一万元坏账，加上新老两个黄梨厂的投资，陈嘉庚的财产总额达到了七万元左右。于是，他又在顺安商号的原住址吊桥头二十一号，创立了一家米行，取名“谦益号”，经营起父亲与自己曾经经营的老本行。“谦益号”米行生意日渐兴隆，后来竟像当年父亲的顺安米店一样，成为陈嘉庚这个时期的商业枢纽和工业中心。后来，“谦益号”迁到新加坡利峇峇里路一栋二层楼的商业楼宇，聘用了一百八十名职员，掌管着陈嘉庚各个企业的财务与营销。“谦益号”所以成为陈嘉庚企业的枢纽与中心，就因为这个“谦”字。无论是创建黄梨厂还是兴建米行，重新创业的陈嘉庚都没有离开这个“谦”字。
陈嘉庚先生1916年创办谦益公司时的公司注册文件，内有陈嘉庚和其弟陈敬贤的亲笔签名
一九〇四年，在距离新利川不远的地方，他以每英亩五元的价格，买下一片五百英亩的森林地，开发出当地最大的黄梨种植园“福山园”。这片方圆五百亩的“福山园”，后来真正成为陈嘉庚事业发展的福地，陈嘉庚用它来种植橡胶，从而为陈嘉庚所创建的东南亚橡胶王国打下牢靠的基础。
一九〇五年，在经济并不乐观的情况下，他又创立了第三家黄梨厂，这次他将工厂建在了梧槽河口，那里是柔佛与其他州府入口黄梨的销售中心。陈嘉庚显然要抢占先机，占领销售要地，以便与柔佛的新利川形成一条畅通无阻的黄梨销售线。这一年，陈嘉庚开始就他当时的主业黄梨罐头创立品牌，并且在华文报纸《功报》上刊登黄梨产品广告，早早有了品牌意识与行动。
陈嘉庚公司红蓝广告纸
一九〇六年，他将老本行米厂拓展成米业，与两位同仁合资建立恒美米厂，专营碾磨熟米，外销印度。第二年，合伙人中的一名股东自行退股，陈嘉庚便承购其全部股份，成为恒美米厂大股东，由此再添另一个重要经济来源。从建立那年到一九〇八年，恒美米厂为陈嘉庚带来了十六万元的利润，他就用这十六万元买下了整个恒美米厂。创立第三家黄梨厂时，陈嘉庚将新厂取名为“日春”，尽管那时他依然处在一个乏善可陈的年头，但他坚信自己的企业已进入春天，日日生机勃发。他开辟五百英亩的福山园，他拥有恒美米厂，他开始经营黄梨的品牌，这些富有远见和富有雄心的举措，加上为人为事的“谦”，过了而立之年的陈嘉庚。注定要在南洋经济的舞台上扮演一个翘楚的角色。
一九〇七年，陈嘉庚的品牌战略发生了强大效应，他的“苏丹”牌黄梨成为国际市场的品牌，在新加坡黄梨生产领域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稳稳地把握住了黄梨的世界市场。就在这一年，陈嘉庚实现了他的承诺，还清了父亲欠下的所有债务，进入创建工商企业王国的关键时期。
鼎盛时期的陈嘉庚公司
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就不会远了。
1.陈嘉康.《南侨回忆录·未成人经过》,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407页。
2.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四次南来景象已大非》,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409页。
3.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个人企业追记·收束之结果》,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第412页。
“嘉”言金句
世界无难事,唯有毅力与责任耳。
——陈嘉庚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组建大会上发言，文载《国民日报》（1918年6月20日）
原著 | 朱水涌著《陈嘉庚传》
（bat365在线平台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2021年11月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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