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镛（左）和他的学生陈景润
他是陈景润的老师，当他在函数论方面的一项研究成果被命名为“张鸣镛常数”，并列入教育部审定的函数论教学大纲时，陈景润还只是数学王国里的一株小苗。但历史的原因，他长期被抹去了名字。
在他去世20年之后，厦大数学系将在明天给他举办一个纪念活动，并为他出了一本纪念书籍，稿件全是他的妻子曾僖老师约来的。
她说，“约稿和校稿的过程，就是复习痛苦的过程”，“你问过我的幸福问题，我现在可以回答你：和他靠近在一起，我们幸福。只是太短暂了。今天，他还能被人怀念，对我来说，就是更意外的幸福”，“如果有来生，我还想和我的张老师在一起，我会放弃更多的自己，照顾好他。”
“数学王子”懂五国外语，爱写旧体诗
曾僖也是数学世家的女子，当她在bat365在线平台数学系读书的时候，张鸣镛正是她的老师。“他讲课，字正腔圆，声音太动听了。”她递给记者一本书，是他的学生怀念他的文集。“你翻翻看，10篇里有5篇能回忆到他这一点。”
“我做学生的时候，听卢嘉锡讲座，想进去听两分钟就出来做作业，谁知一进去就钉在那里不动了。听张鸣镛讲课也是，被他的声音钉住，拔不出来。”
1953年，曾僖家乡遭台湾的国民党轰炸，弹片进入她的身体，她切除了一颗肾。住院期间，张鸣镛来看她，她奇怪：“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数学系女生就几个，少一个，我怎能不知道？”他又说：“身体弱不要紧，数学靠思考，又不是拿锄头。”
1954年，大二下学期的函数课，主讲老师是张鸣镛，助教是陈景润。陈景润嘴拙，上课时就忙着写板书，一口气能写十几分钟，有次刚写完发现张老师立在门口，头一缩，做了个鬼脸回座位上去了。张鸣镛笑着说：“讲得很好，继续上去讲。”就坐到教室后排了。
张鸣镛是典型的“数学王子”，讲课意气飞扬，连教案都不写，就在香烟盒上写几个章节目录。他身材修伟，出口成章，人气非常旺。因为对数学和对张老师都感兴趣，所以她特别努力。
张鸣镛刚刚任教，就发表了两篇微分几何方面的论文，一篇是德文写的，一篇是英文写的。曾任过厦大校长和生物系主任的汪德耀先生得知他是数学系的，就对他说，有一篇用德国古文撰写的生物学论文，没人看得懂，整个生物系和外文系都没人能翻译，请他帮个忙。张鸣镛很严谨地翻译出来了。
他的法文、日语甚至葡萄牙语都很了得，旧体诗也写得棒。读大学时，他的老师、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一上课，往往会先念两句：“天山万丈雪为土，天山女儿好歌舞。莺喉燕袖两悠悠，玉笛琵琶夹兆鼓（上兆下鼓）鼓。张鸣镛，好极了。”
这样的天才，最爱永远是数学。他写给她的第一封信就是：让我们在阿基米德的数学乐园中，共同创造新的景点……
惊世爱情护着他，妻子是块柔韧的盾牌
曾僖大学还没毕业，张鸣镛就出事了。
那时“反右”刚刚开始，和张鸣镛一同从浙大来的同事，因为某些言论受到暴雨般的批判，张鸣镛说了句公道话：对这样的同事应该和风细雨。矛头立刻就转到他头上了。
组织上不断找曾僖谈话，鼓励她揭张鸣镛的短。她知道，只要自己说一句张鸣镛的坏话，就可以得到表扬，就可以“进步”，可是她每次都柔和而坚定地拒绝了。她说：“他只跟我谈数学。”
她很快就成为被“反动权威和右派看中的学生”。在轰轰烈烈的“反右”中，她没说过一句漂亮的政治话，她所能做的，就是在宿舍里看专业书，上面遮盖着一本“红旗”杂志。
1957年，陈景润被调往中国科学院之后，张鸣镛难受地跟她说：“他如果不是我的助教，就不会冷处理调离厦大。”
1958年她毕业了，被发配到浙江嘉兴当中学老师，离她的数学理想远了。嘉兴当时只是个小小的县城，她的到来，就像“苏三起解”，当地人隐约感觉她是个戴罪之人。她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是，她的良心24小时贴护着她，不曾离开。
她和张鸣镛曲折地保持着联系。
1961年，他高兴地向她汇报：“帽子摘啦，摘啦！”他没想到，“摘帽右派”仍然是一种特殊称号，她却决定和他结婚。“我们走在路上，没人敢和我们打招呼。我只想一生一世跟他走下去，就当全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
不久，“文革”到来，张老师被造反派打成重伤。她约定：“每周一定给我写一封信，再不行，寄一个空信封也好。”他做到了。
直到1972年，她才调到厦门一中当老师。
研究数学时，就把幼女放在抽屉里
在分居的十几年里，张鸣镛因为经常错过食堂开饭时间，只好喝浓茶抽劣烟解决饥饿。两人每次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这次可以呆几天？几号去买回程票？”她回到厦门，才生了他们唯一的女儿。
他宝贝自己的女儿，每次称完体重，如果孩子大便了，他一定要扣除大便的分量，给女儿记下精确的体重。
有时他抱着女儿开始伏案研究，便把女儿放在旁边的抽屉里，还说：“你们就是不愿动脑筋。”结果孩子尿了一抽屉，他又不好意思地说：“手抱还是有道理。”
两人住的居室太小，她得带着女儿外出回避，才能给他清净的空间。而为了让她和孩子睡好，他也常常挤到教工 她曾经想过，和这样一个“数学王子”生活在一起，自己的数学天分也会被挖掘得更好，她也能在数学领域里占领一席之地。但是，因为生活和环境所迫，她最终只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她只求自己成为最好的中学数学老师。这一点，让张鸣镛很失望：“你可以考我的研究生，我的很多研究生，不也是从中学老师考出来的吗？”
但是，她已经全力以赴了，“人生的角色我都扮演了，但角色太多，我没一样能扮演到最好。”
正当他带领厦大数学系向世界前沿水平冲刺时，被查出肺癌。她责怪自己没能照顾好他。他走之前说：“只要再给我5年时间，研究工作一定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从发病到离去太快了，他的女儿只有11岁。对于妻子和女儿，他没留下一句话。至今回忆起来，曾僖都说：“这是要原谅他的地方。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他的离开，对家庭的打击还远远不如对我们国家数学事业的打击大。”
被淡化处理 他也痛楚过
曾僖说，陈景润是张鸣镛的学生，也当过他的助教。陈景润不爱洗澡，不修边幅，没人愿意接近他。他的幸运是遇到华罗庚，更幸运的是，在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时，国外数学家提到了他的名字。
其实，当时国内很多科学家都被外国人关注，但因为害怕有“里通外国”的嫌疑，都不敢对外联络。当陈景润在官方关注下，终于走上顺途，并且声名卓著之后，在关于他的各种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中，都不见张鸣镛的名字，而代以“教复变函数论的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一篇发表在《科学之光》杂志上的“陈景润在bat365在线平台”，经过审稿后，只留下一个“他”。
曾僖问张鸣镛：“你介意吗？”他苦笑一下：“没什么。”不过，她明显感到他的痛楚，那是一个科学家没有遇到合适生存环境的痛楚。他说：“我是不能主动和陈景润联系的，会害了他。”
“文革”结束后，一次张鸣镛去江汉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开会回来，跟曾僖说：“陈景润也去了，他见到我，远远跑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陈景润还跟我说‘张老师，我没贴过你大字报。我说‘贴了也没关系’。哈哈。”
1981年，陈景润应邀回母校参加庆典活动，在4月的《bat365在线平台》校刊上发表了《回忆母校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其中特别写到他在撰写第一篇论文“他利问题”时，李文清和张鸣镛老师对他的帮助。
陈景润在文章中说，“他利问题是数学论中的中心问题之一。华罗庚教授对这个问题有重要贡献”，当他想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时，有些犹豫，“像我这样一个还没进入科研之门的小毛毛，能推进华罗庚的研究成果吗？这样做会不会自不量力、枉费心机呢？”李文清和张鸣镛热情鼓励了他，他写的论文也拿给两位老师看，“他们仔细审阅过论文，觉得很满意”。
在厦大60周年校庆的第二个晚上，陈景润登门拜访张鸣镛，双手敬送三件礼物：第一件是他赢得国际声誉的“1＋2”论文单行本，一件是一叠图片，还有一件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专用铅笔。在书和图片上写着“非常感谢老师长期的指导和培养。你的学生陈景润敬礼。1981年4月8日。”
直到今年，他的名字才第一次与“陈景润的老师”同时出现。
张鸣镛生平
张鸣镛（1926－1986），温州人。少年时代，他就自写一副对联：“知数理共天文一色，待天才与奈端齐飞”（奈端是当时牛顿的译名）。1942年，考入浙大数学系（当时有“东方剑桥”之称）他是能同时上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研习班的少数几个学生。1948年，大学毕业后，即被母校选拔为助教。
张鸣镛担任浙江大学数学系助教期间，在苏、陈两位教授的指导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1950年，他阐述芬氏空间子空间平均曲率的几何定义的论文，成为当时这方面问题的唯一文献。1955年，他在函数学论方面的一项研究成果，被命名为“张鸣镛常数”，并列入教育部审定的函数论教学大纲。他在多重调和势位、多调和张量等理论方面的系列成果，受到在罗马尼亚召开的世界数学会议高度评价。他的论文《凸区域一个遮盖定理》一文用德文发表后，美国《数学评论》立即摘要转刊。他还写出了函数势位论方面的第一本讲义。德国著名GMN丛书第101卷引用的中国数学家的6篇论文中，有两篇是张鸣镛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厦大数学系的辉煌与他紧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