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留校不久的我按系里决定接手负责鲁迅纪念室。说是负责并不尽然，鲁迅纪念室是非在编机构，无定员配备，平日我一人代表了全部，需要接待时负责自己随叫随到即是。我的正职是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助教，因此充其量是兼职。但是，鲁迅纪念室同以后的陈嘉庚纪念室一样，是展现厦大校史的亮点；在当年历史背景下鲁迅纪念室又是人们瞻仰、学习、接受教育的热点，是来校访问的嘉宾领导必到之处而不可忽略，每逢校部领导陪同参观时，介绍我的身份便是鲁迅纪念室负责人。
尽管我在此岗位不能像同辈一样毕业后就潜心钻研专业，为自己的发展打好基础并付出十年最佳年华；尽管没有“名分”却要集业务、馆务、行政事务（扩为鲁迅纪念馆后，总算有几位工作人员要“负责”）于一身。尽管后期我不得不逼使自己在极短的时间内边准备开课（公共课）边准备应对严格的讲师职称考试；边承担频繁的重要接待边照料找不到保姆的儿子；尽管辛苦、忙累但充实单一-------至今依然怀念在鲁迅纪念馆工作的这段经历。
早期的鲁迅纪念室只有集美楼鲁迅在厦大故居和一间摆设鲁迅著作及数件展品的陈列室。1952年由我系陈梦韶老师等前辈创设，1956年宋庆龄、郭沫若副委员长曾先后为纪念室题名。文革期间被关闭，学校复课后才重新恢复，平时不对外开放，只有学校的客人和来校视察的上级领导才由校办或校领导陪同参观，我的任务就是参与接待、回答客人提出的问题并重点介绍鲁迅在厦大概况。因为展品不多，客人不多，接待起来就简单，我也就有较多时间去听课进修，或关门看书。
1976年9月为纪念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逝世四十周年、到厦大任教五十周年，在省委宣传部和校党委的重视下，将鲁迅纪念室扩为鲁迅纪念馆（见拙文《从鲁迅纪念室到鲁迅纪念馆》• 校庆90周年中文系纪念文集），由原来的一间资料室和鲁迅故居扩大到集美楼二楼整层。1981年为迎接厦大校庆60周年和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再次进行版面、陈列内容修改扩充；省委宣传部、厦门市委还决定：将鲁迅纪念馆列为厦门市外事接待单位之一。“水涨船高”，我随之便成鲁迅纪念馆负责人了。由于对外开放，工作量骤然增多，尽管学校在初期也聘用几位讲解员，承担了日常部分接待、讲解工作，但是遇到重要单位、重要客人，尤其外事接待和中央部门领导时一定要我为主接待；当时，厦门正进入全方位的改革开放，特区建设初具雏形，前来厦门视察、调研、交流的领导、宾客越来越多，而且都喜欢选择到厦大，自然必到鲁迅纪念馆，几乎每天都有接待任务；我不仅失去常规的节假日休息，往日的留校教师系统专业进修也随之成为奢望。
为了弥补这一缺失，我以鲁迅生平、思想、作品研究为基础，抓住自“五•四”到三十年代以来与鲁迅有关的现代文学事件的发生、发展脉络，大量阅读代表人物、思想流派及其作品，恶补充实知识籍于提高自身能力；既是应对客人中精于此道的专家学者随时各种发问的需要，也是耕作自己身为现代文学教师的一方田地。
另方面，厦大鲁迅纪念馆是全国唯一在高校的鲁迅纪念馆，这就决定了它既是一个文物、文献陈列馆，也应是一个教学与专业研究机构；除了同其他馆一样必须有自己的展示主题、馆藏文物资料、版面内容和特色，还应该具有与高校相配称的研究能力、专业水平和研究成果。但是我校鲁迅纪念馆一直是非在编机构无定员，鲁迅研究只是作为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课程内容与专题方向，不过，借力于当时中文系不少教师结合自己专业在研究鲁迅方面屡出成果，现代文学教研室还接受参与《鲁迅全集》的部份编辑注释任务，研究能力与专业水平在全国学术领域中也有一席之地。在这种氛围熏陶下，确有推动自己砥砺上进的动力。在馆藏文物方面，鲁迅在厦大仅仅四个半月时间，加之年代久远，所遗文物史料为数极少，又是全国最迟建立的鲁迅纪念馆，可供与它馆交流的馆藏资料也是屈指可数，在负责筹展向各馆求助时，我就为此深感汗颜，曾暗下决心努力搜集积累自己的馆藏资料。
一次，泉州某单位组织前来参观，接待过程中一位年轻人告诉我，他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杜煌先生1927年就读于厦大国学院，是鲁迅的学生。他曾在杜煌先生家里看到当年文科学生与鲁迅合影的照片，杜先生视同宝贝不轻易示人。我一听大喜过望，赶紧请正在做社会调查的孙立川兄协助查访，最终查访到杜老先生退休前在泉州五中任教，退休后已返故乡惠安养老。立川兄不仅通过熟人阅证了照片，还从杜老先生的回忆认证了照片中当年厦大地下党负责人、学生自治会主席罗扬才。在多方阐明鲁迅纪念馆倾力征集相关文物史料与向社会、对外展出的重要意义后，杜老先生出于对先师的崇敬，慨然将此照片送给厦大鲁迅纪念馆存展。
这是一张已经发黄褪色的4?照片，左上角叠印“厦岛留别鲁迅先生”字样，摄于1927年1月4日厦大群贤楼后面。照中人物仍然清晰，鲁迅坐于前排居中，其余皆是文科学生。杜老先生很明确地指认第二排左起第五人就是罗扬才，因为他慷慨就义时震撼了整个福建，而且与杜老先生同班，给杜老先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形象。
收到此照片，我充满感激之情。当时鲁迅馆无任何日常经费，无以回报杜老先生；我唯一所能就是请照相馆翻拍原照底片，自己放大一张16?照片，并请王守桢先生制作了一份“文史资料捐赠证书”，我们几人赶往惠安杜老先生家中，诚挚地当面表示致谢，将照片与证书留给老人存念并恭请他回顾当年与鲁迅先生合影的情景。杜老先生清楚记得此照是在全校师生送别鲁迅合影后，文科学生特邀鲁迅另照的；他还记得照中大部分是当时进步学生和“泱泱”“鼓浪”两个文学社的成员，如李觉民、谢玉生、王方仁、崔真吾、俞念远、洪学琛等，可惜因年隔半个世纪，难于一一具体辨认出来了。
不久，我赴北京文物出版社征集鲁迅在厦门手稿复印件，正值该社编印纪念影集《鲁迅》，我向编辑白浪介绍推荐这张照片，她很认可照片的意义，很快请示了社领导同意后，补进了这本影集，让此照与鲁迅珍藏的厦大学生会欢送合影等一组在厦照片首示于世人。
1977年一位老华侨来到鲁迅纪念馆，他长时间地默默瞻观鲁迅故居后，突然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向我提出了他对鲁迅故居摆设的看法。他自我介绍名叫“洪学琛”，与陈梦韶先生同学。鲁迅在厦大期间，洪先生是《波艇》的编辑和撰稿人之一，也是当时学生会会刊的总编辑,因为编撰缘故经常拜访鲁迅。洪先生详细地向我回忆当年请教鲁迅时所见住室的摆设与眼前摆设的异同点；临行前答应，为慎重起见，他愿意再作一番回忆。不久，我便约同陈梦韶先生一同拜访了洪先生。适值他隔天要离厦返菲，当年英文系学生叶书德先生亦前访在场，叶书德因选修鲁迅的课程也曾来住室拜访过。经他们相互引证，两位长者根据自己的印象，对鲁迅住室的摆设作了修正。
洪学琛返菲后，照先前的允诺，为我寄来他的回忆文章《回忆鲁迅在厦大杂记》（后将该文列入馆藏资料加于珍存），重述了鲁迅故居的摆设意见。洪先生的文章用诚挚的感情回顾了五十一年前母校的生活和与鲁迅先生来往的实况，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历史价值的材料，并促使我坚持对鲁迅故居摆设的“各家之说”进行比对（见拙文《鲁迅在厦大故居摆设的辨考》•《bat365在线平台学报》1982年文学专号），最终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提供的当年鲁迅致许广平信手稿复印件中找到结论，以鲁迅对住室的图载描述为据，对鲁迅故居摆设和当年孙伏园与张颐的住室作了更正，还原了鲁迅在厦的一件史实,而“各家之说”中洪先生的回忆竟与鲁迅本人记载基本一致。
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鲁迅先生逝世后厦、漳、泉各界追悼鲁迅有关文物资料的征集过程。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消息让举国震憾，万众哀悼。当时，中华民族的抗日烽火正在燃起，鲁迅的伟大精神激励着抗日爱国力量。11月29日，在中共厦门地下党的组织下，由一群革命进步青年出面倡议发动并组成筹备委员会，隆重举行全市性的“追悼鲁迅先生大会”。筹备委员会公开推举时任中华中学教导主任的高云览为大会主席并致词；大会的主要组织者有马寒冰、苏节、陈梦韶、洪学琛和著名文化人士胡资周、胡一川等。厦门市各界人士都怀着崇仰悲伤的心情纷纷前往吊唁，连当时的市长李时霖、法院院长严启昆、财政局长周敬瑜、工务局长刘元瓒等都致送了?联、花圈。当年闽南地区漳、泉各界也先后以各种形式举行追悼活动。这些活动之后，一些?联、?幛、报刊、照片被精心地打包后，通过厦门良友书店带到上海呈交许广平。
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我再次与王守桢先生前往京沪征集鲁迅有关文物。时逢上海鲁迅纪念馆45年来首次翻修鲁迅故居，发现许广平精选了当年“厦门市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大会”的七幅?联，精心缝合在周海婴床垫里层，完好保存下来(见拙文《许广平先生用心保存厦门哀思》•《厦门商报》商周杂志)。因为多年来我与该馆资料员史伯英、虞积华等建立相互联系已成为朋友，他们在发现后的第一时间，“悄悄”带我们前往观瞻。这六幅?联分别是bat365在线平台全体师生、bat365在线平台中国文学会、厦门双十中学学生自治会、厦门鹭潮文学研究社、鼓浪屿美华中学男女学部、厦门基督教青年会所敬?和追悼大会的横幅。?联的内容凝聚着厦门各界尤其青年学生对痛失导师的悲悼；迸发出发扬鲁迅精神奋起民族抗战的激情。文字修辞与书法造诣也都堪称精品。
面对与厦门有关的如此珍贵的鲁迅文物，我当时的心情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但是，当时上海有关部门规定，凡是发现鲁迅相关文物资料，皆须造册收入国家档案库；我刚试图提出可否让它们在45年后“重归故里”，史伯英、虞积华两位即刻提醒我：“领导面前千万莫提，即是在整顿期间让你们进入现场，我们二人都算违规了。”显然要说服有关部门并非易事。史、虞二位毕竟是同行，深知这七幅?联对于厦门馆的份量和意义，与我又是知根知底，看到我一脸沮丧，很有为朋友患难相助的仗义豪情，他们商量后告诉我：下午上班后这些?联就要入库，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在午饭与午休这二个小时内，让你们临摹下来，回厦后再设法复制。
我们几乎是跑步上街，买来一并用品。我与王守桢先生就伏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勾勒临摹，生怕走样。记得当时正是三伏天，上海天气酷热沉闷，我们浑身湿透了仍专致不敢停怠，唯恐来不及；终于，赶在约定时间如愿以偿地完成，那时我算还年轻却已手膝痹痛颤抖，年长的守桢先生则是脸色苍白直不起腰了，但我们为此心中甘之如饴。那一趟，靠着史伯英、虞积华两位前辈的鼎力支持，我还征集到厦门市追悼大会印制的纪念书签、《闽南文艺协会会刊》“追悼鲁迅先生专号”(载有马寒冰、陈梦韶、胡资周等人文章)、《漳州复兴日报》“哀悼鲁迅先生特刊”、泉州追悼鲁迅先生大会合影以及鲁迅离开厦大时学生自治会、女生同学会写在虎皮宣纸上的送别辞等一批珍贵文物。回厦后，我们还及时拜访了尚健在的部分当年追悼大会组织者与参与者，对追悼会及其文物史实加以鉴证。
在1976年将鲁迅纪念室扩大为鲁迅纪念馆、1981年鲁迅纪念馆版面修改充实过程中，我得以或拜访、或请教过唐?、王瑶、李何林、王士菁、陈漱渝等现代文学、鲁迅研究专家学者，耳濡目染他们的为人风范与治学研究之道受益良多；得以同北京鲁迅研究室、鲁迅博物馆的吕福堂、王德厚、荣泰三、叶淑穗；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史伯英、虞积华；绍兴鲁迅纪念馆的裘士雄、朱?、章贵（?土的孙子）和广州鲁迅纪念馆（一位女同志已回忆不起名字）、国家文物出版社的白浪等资深的研究员、资料员建立了密切的工作联系，一直得到他们方方面面的关照支持，可以说当年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是难于将馆藏资料极度匮缺的鲁迅纪念室扩展为鲁迅纪念馆的。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到北京寓中拜访周海婴、在广州会见到周令飞（时任解放军画报社记者）。1975年10月周海婴同志上书毛主席，提出关于鲁迅著作的注释、出版和研究工作“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得到毛主席“立即实行”的重要批示后，投入很大精力在参与这项工作。那年我随上海电影制片厂赴京征集复制鲁迅北京时期的资料，专门前往拜访，他正在家阅看鲁迅研究室的稿件。周海婴听说我是bat365在线平台鲁迅纪念室，非常客气地接待我，了解我们的计划后专门协调北京馆相关同志一定要尽力支持，临别时我邀请他赴厦指导，他满怀深情的说：“厦门是我很向往的地方，父亲所走过的地方只有厦门还没去，他在《两地书》中的记述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厦门我一定要去。”学校筹备鲁迅诞生九十五周年、逝世四十周年和到厦大任教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时，我曾建议筹委会发函邀请周海婴，可惜他担任北京纪念大会的组委会成员无法前来，失去一次机会，但他郑重地专门回函向学校表示歉憾。
2006年厦大校庆85周年，我承蒙系领导鸣奋、水涌兄邀请返母校，参加厦大第一届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与鲁迅纪念馆重新装修首展剪彩仪式，很荣幸与周海婴、周令飞父子再次会晤。仪式后，同周海婴回顾起当年寓中拜访一事；尽管时隔30年，一些细节已记忆依稀，让我惊异的是，他还记起 “厦门我一定要去”的当年允若，他对我笑笑说：“我终于来了”。
1978年一次外事接待后，校党委书记?鸣对我提出是否可制作一点与鲁迅在厦大内容有关的，既是宣传品、又可以保存的纪念品。当时我刚好整理完鲁迅在厦门的著作、编译、书简、日记等史料，经请示时任系主任郑朝宗先生同意，决定请余刚、王守桢二位书法、篆刻家合作篆刻《鲁迅在厦门著作篇名印谱》，将鲁迅在厦大期间所写的文章篇名和演讲题目设计篆刻成印章五十枚，并辅以边款说明各篇内容的著作时间。王守桢先生带我到鼓浪屿工艺厂买来雕刻剩下的边角料，一起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边角料锯成印章粗坯，经过他们二位约两个多月的精心设计篆刻，一本独具一格高水准的印谱终于告成。我通过北京鲁迅博物馆恭请周建人副委员长为印谱提字，据秘书来信说，时已92岁的周老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不顾医生的劝阻，坚持一笔一划为印谱题写了书名，为我们留下珍贵的纪念。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中，是个风起潮涌，日新月异的历史时代：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领导工作；1976年粉粹四人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各个领导岗位；1980年厦门经济特区开始创建；1985年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厦大鲁迅纪念馆因依变幻，也成了感受时代变迁的一个窗口，成了各方瞻仰学习鲁迅的一处圣地，一度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在厦门特区早期接待工作方面，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
我曾统计过，在纪念馆工作十年间，前来参观者达五十多万人次。而值得荣耀的是我接待过的重要客人中，有身经百战的老将杨成武、杨尚昆、张爱萍、李达、王直、肖克、王首道等；有党和国家领导习仲勋、陈丕显、乔石、彭冲、胡厥文、王任重、阿沛阿旺晋美、刘澜涛、陆定一、刘宁一、周扬、齐燕铭、李纯青等；有著名学者赵朴初、丁玲、童大林、吕叔湘、丁景唐、程千帆、从台湾回大陆定居的马璧教授；文艺界著名人士袁文殊、张骏祥、桑弧、王心刚、秦怡、田华；有毛岸青、邵华、毛新宇一家；王光美与刘源母子；还有许多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华人。
此中遗憾的是，198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时专门到厦大亲切会见师生代表，校办已通知我在岗待命做好准备，首长可能会来参观。可惜因会见超过预定时间取消了后面的安排，未能一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风采，让我们抱憾终生。
此中记忆尤深的是，文革中曾被当作鲁迅对立面代表人物、被往死里整的周扬同志，刚落实政策与夫人南下疗养时前来参观；临行前我恭请他为本馆题词，他欣然提笔不假思索地写下：“我们要永远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
许多中央领导、将领、学者平易近人的谦逊风度和渊博的学识给予我感染与启迪。我还记得一次中央视察团赴厦来馆参观，遇上周日幼儿园放假，因家中无人我出于无奈把小孩带到馆里交给工作人员，让他们在最后间的资料室不能出来，自己忙于接待介绍。不料，就在临结束时工作人员提前将小孩带了出来，我一下子紧张得浑身冒汗，心想这下糟了。没想到为首的领导很高兴地把小孩抱了起来，问他叫什么名字、几岁啦？我赶紧上前接过小孩，一边向首长道歉同时向市里陪同的领导检讨，说明原因。没想到首长很慈祥地说：“不要紧，周日本该是你们休息时间，为了接待我们，把照顾小孩的时间都给占了”。当我请首长题词留念时，他还是谦和地说：“就不题了，我就签个名”。看着他潇洒地签名后，我更肃然起敬，原来这位和蔼可亲的首长是习仲勋副委员长，他用一笔写成“习”字的签名，我永远铭记在心里。
当年在学校里，每逢新生入学周，各院系总是把参观鲁迅纪念馆作为一项主要活动内容，让新同学踏入校门就能接受鲁迅精神的熏陶，感受到厦大校史上南强群英止于至善的光荣传统，激励自己学海奋进自强不息。一年年面对一批批莘莘学子，鲁迅纪念馆的全体同志都深切感受到虽不算是教书育人，却也在传贤育人；默默地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言艰辛，不计名分，但是每天打开集美楼的大门，就有一个光辉形象在激励着，那就是鲁迅！
1985年我带着复杂矛盾却是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工作了十年的鲁迅纪念馆，走向新的履程。
2006年孩子在厦大的硕士毕业典礼后，我特地带他在鲁迅纪念馆前一起照张像，一是庆贺他实现了我未曾实现的愿望，希望他继续奋进止于至善；也是向他表示心中的歉意——因为在那十年中，为了馆里的工作，我经常把年幼的他孤独地留在家中……
周建人副委员长为印谱的题字
周扬同志（中）参观厦大鲁迅纪念馆，右为党委书记、校长曾鸣，左为作者
作者当年工作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