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丹心 清风两袖
我是个没什么灵气，有时还显得木讷的人，所以一辈子也写不出几首诗歌。1997年10月，我们厦大50届毕业的同学即将召开第一次返校聚会，我情不自禁，写了一首词：《沁园春·致50届同学》：
鹭水之滨，五老峰前，负笈少年。奋书生意气，高呼民主，游行反暴，学运前沿。展望红旗，喜迎来日，不畏征途关塞边。平生愿，为人民服务，一马当先。
都说岁月如烟。四七载，银丝两鬓添。笑妖魔鬼怪，技穷末路。霜雷雪瀑，视若等闲。一片丹心，清风两袖，欢看风光竞万千。今相见，盼老当益壮，再谱新篇。
为什么50届第一次聚会是1997年？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班费问题。我们上届同学是新中国建立前毕业的。毕业后到台湾，到东南亚，到美国、澳门……总之像飞鸟一样。不少人“发”了。捐献嘉庚楼、建文楼的蔡悦诗女士就是我们上一届教育系的女同学，原名蔡碧娥。她毕业后到泰国发展，财力雄厚，已经为49届以上的毕业同学举办了几次返校大会，经费全包。我们50届同学全部在祖国，献身人民，普遍囊中羞涩，有得同学甚至一贫如洗。50届唯一的“大款”是航空系的王克铭同学。历经文革痛苦的劫难，他俩夫妇发奋图强，在山西太原开了一家“八闽烧鸡”。烫鸡、洗鸡、拔毛、配料烧烤，一应亲手，辛苦经营，挣出点血汗钱。他为大会捐出一万元，资助北方同学返校的旅资。在校工作的20几位同学各掏出500元，厦门工作的同学捐献自愿。经费总算有了眉目。
为什么选定1997年，第二个原因是同学们都到了“七十古来稀”，垂垂老矣！有几位同学还接近80岁。风中蜡烛，明灭无定。时不我待，能上马就尽快上马。
50届同学入学时432人，毕业199人。1997年大会来了100人（内含家属18人），正好50%。大会租了南普陀上客堂，当时是平房，有些潮湿，室内仅有床和小桌，属简易宿舍，但租金便宜。家在香港和台湾的两位同学经济条件较好，愿意自费住克立楼。
一片丹心，两袖清风，这真是我们这一代厦大同学的真实写照。
1997年聚会，同学们都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沉痛的感慨。曾宪文、孔宪忠、林木云3位同学谈到文革中个人和家庭遭受的肉体精神双重摧残，伸出被打残的手指和腿脚，悲愤交加，乃至声泪俱下，全场唏嘘动容。3位同学未能等到2000年的毕业五十周年聚首，在大会后的三年中相继病故。
我抛砖引玉，不少同学当场赋诗抒情。化学系秦浩（秦为鳌），地下党员，原为《中国青年报》主编，文革中入狱八年。他在北京因病无法前来参加，寄来一首诗：“鼓屿相逢年少客，南陀畅叙古稀情。书斋破卷求真智，海碛筹谋举赤旌。坎坷仕途朝夕奋，狂飙劫后晚秋晴。人生倥偬多斑驳，夜问无愧亦隽英。”他弹出了我们的共同心曲。
澎湃的海音
1946年秋季我们入校时正值抗战胜利一周年，厦大从长汀复员回厦。学生多了，校舍不够。一年级就安置在鼓浪屿田尾的一座大楼，厦鼓沦陷时为日本小学占为校址。女生宿舍在大德记原慈勤女校，男生宿舍在新路头原日本博爱医院。一切因陋就简，却生气勃勃。同学们组织班会，出板壁，关心国家大事。二年级时，迁到校本部，和三、四年级的同学在一起。47、48两年，全国学运兴起，厦大被誉为“华南民主摇篮”。当时墙报很多，而且不断翻新；学生会候选人竞选激烈；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反对暴政，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反内战，反饥饿等游行示威，一浪高过一浪，有力地震撼全厦门市乃至附近省份。校内出现了“啄木鸟”、“海音”、“大家唱”、“铁流”等不同立场的歌咏队、合唱团，其中以海音最有号召力。剧团在大礼堂（其实是男生膳厅，有上百条条凳。观众大都站立）先后公演了《陛宫图》、《反把头斗争》、《茶馆小调》等新锐讽刺批判现实的话剧、小品。中文系的周炳荣、徐因两位同学还在大操场演过《兄妹开荒》话报剧。到处是轰轰烈烈的气氛。同学中一时涌现出许多出色的人才，不只百家争鸣，且是百花争艳。
这一时期解放战争的烈焰燃烧到华北，北方的一些高校暂时停课，一批进步教授暂时撤离南下。厦大来了有名的经济学家郭大力、教育学家林砺儒、戏剧学家洪深父女等。洪深女儿还登台献艺，出演《打渔杀家》。他们的到来有如一把火，校园里的气氛更热烈了。此时学运已进入高潮。
我虽游离于学运的政治斗争之外，但深深感受到作为华南民主摇篮的那种充满活力，磅礴而伟大的气息，它是催生送死的号角，是正义光明的力量，是我们这一代厦大同学高昂精神的生动展示。
这几年色彩斑斓的大学生活值得我一辈子回忆。
新中国诞生，我们是第一届毕业生，豪情满怀。东北招聘团南下，一席话让大家陶醉了，纷纷报名参加东北经济建设。东北，千里迢迢，冰天雪地，我又?弱，父母苦劝，我就是坚决要去。母亲为此，天天醒起，坐在床前流泪。临行当天，大雨滂沱，年过六十的父亲第一次撩起裤管脱下鞋子，光脚赶到家里帮我提行李。想起这些，至今锥心。我是个不孝的女儿啊！
当年，除了法律系被留在福建，其他文、理、工各系同学绝大多数奔赴东北。福建交通十分不便，我们大队人马乘坐八、九部旧货车，时而步行，时而上车在坑坑洼洼或泥滑的道上颠簸。餐风宿露，在省内整整辗转了一星期才到鹰潭。没一人叫苦，没一人掉队。一路上欢声笑语，引吭高歌，想象着正走上璀璨的革命征途，金光大道。
到辽宁省后，同学们被分配到鞍山、沈阳、辽阳、抚顺、本溪、长春各地。二话没说，大家背起行囊，在各地不同的岗位上立即投入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厦大同学的抱负和憧憬。
怀念逝去的老师
余謇老师是当年中文系主任，给我们授课时已是发鬓尽白的老人，但气度轩昂。他的诗词课最受学生欢迎，讲解时声情并茂，淋漓酣畅。外系学生来旁听，没有座位，就挤在课室外走廊。上世纪90年代，余老师女儿来厦大，我陪她找寻余老师当年的宿舍旧址，并到图书馆查阅当年的讲义。无意中在古籍室发现余老师的十几种论著，篇幅都不大，但门类多，包括文字学、训诂、音韵、史部驳证等，均为油印本和手抄本，字迹和装订十分工整仔细。一个甲子（60年），悄然静卧在书库里，未经出版刊行，十分可惜。
新中国建立第二年，余謇老师退休，推荐刚从英国归来的郑朝宗老师继任。
郑朝宗老师当年上《世界文学史》，也是一门热门课，外系同学旁听多。他讲课语带幽默，很生动，且有精彩片段。他讲但丁的《新生》和西万提斯的《唐·吉可德》，至今还印象深刻。1957年，厦大成立华侨函授部语文专修科，需要教师。经郑朝宗老师引荐，学校通过中侨委把我从鞍山调回校。就在回校的当天，《厦门日报》上赫然几个黑体大字：“打倒福建省大右派郑朝宗”，我惊呆了。从鞍山临行前我收到郑老师一封信，信中洋溢着对新中国成立后翻天覆地变化的赞美和喜悦之情，并说我回校，当有“丁令威化鹤归来”之感。怎么几天功夫，成了大右派？太不可思议。1957年是一个不祥而阴冷的凶年。九月份，厦门还是酷热，到学校报到，校园里却是一片隆冬，空气萧索，没有阳光，没有笑容，来回的是一幅幅冰冷的面孔。人好像突然变态，成为没有感情的枯木。我对不起郑老师，不但没有登门拜坐，见到郑老师低头匆匆走过，也不敢上前打招呼。
三中全会后，80年代初期，被打成另类的师生获平反。郑老师恢复系主任工作，他心情愉快，意气风发，繁忙的行政工作和教学之余，每晚还带青年教师学英文。几年中，中文系工作进展很快。
晚年郑老师精神有些恍惚。我几次看他时，他都叮嘱讲话要小声，说窗外有人监听。有一次我刚进门，郑老师急步走出，满脸惊慌，说：“你还敢来！快判处死刑了！”我一阵心酸，反右对他的刺激和伤害太深，太残酷，以致40年后，仍然驱散不了那一场可怕的梦魇。郑老师和钱钟书友谊甚笃，钱钟书去世后两年，郑朝宗老师仙逝。如今在仙界，他们可以放心地畅谈一切了。
黄典诚老师的训诂音韵课，我当年因为一心想当作家，对之不感兴趣，经常旷课。和黄老师接触较多是日后的关进牛棚。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蔡师圣被“隔离审查”，编在同一组，负责打扫芙蓉二走廊，然后挑粪浇菜，还要像傻瓜一样地狠敲脸盆驱赶麻雀。黄老师是“死老虎”，他在1957年我回校时已成编外人员，离开了讲坛。牛棚里劳动不同一个组，但天天见面。他经常被喊去陪斗，后来被判20年徒刑下狱，80年代回校。他曾告诉我狱中情况，说蚊子很多，满墙壁是蚊血，又没有蚊帐，根本无法入睡。他就闭眼构思论文和专著。黄老师是早年厦大的高材生，为学甚勤，据说学生时代常背字典。晚年有一次他病了，我去看他，他正在床上背长诗：《焦仲卿妻》。
教我们《文选》的是戴锡璋老师，他有点口吃，讲课时爱翻白眼。我们有时故意找些问题问他，他就翻白眼，装出特威严的摸样批评我们：“你们这些孩子，就是上课不注意听讲。”于是又翻了一两个白眼。听说他掩护过好些地下党同学，我回校时他已离开。
朱以书老师上《中国文学史》，圆圆的脸圆圆的黑框眼镜，上课时低头念讲义，如喃喃自语。他好像有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同学尽管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也都不愿意起哄。我回校时他已离开。
虞愚老师讲伦理课和逻辑课。他是最摩登的老师，有别于其他老师的一袭长袍，他西装革履，外加轻巧的小手杖，戴浅色墨镜。我回校时他已离开厦大，据说调在北京中国佛学院。上世纪九十年代回校做一次佛学讲座，几周的全课程我都去听了，受益匪浅。回京临别时，虞老师送我一副对联：“一镫青到海，四顾我为峰”，这当是他的为学心得，也是对我的勉励。虞老师始终保持绅士风度，在公交车下车时还要扶我。几年前我在一位朋友家看到四厚册虞老师的专著因明学理论。大概出版于上世纪困难时期，是再生纸，纸质粗糙，纸面黯淡。近几年不知有无改版重印。
文革中惨死的林莺老师当时是中文系最年轻的教师，最和蔼可亲。见到我总微笑着叫一声“文英！”。他美满而勤俭持家的家庭，是厦大公认的教工家庭表率。我们四年级时他讲文学理论。文革中他突然惨死在井中，震惊全校，死时仅五十多岁，人人惋惜。
李拓之老师是以后认识的。1957年我回校时参加过一次中文系批斗会。会上有人高喊：“李拓之要带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初来乍到，李拓之是谁？后来我才知道，李拓之是古典文学老师，反右批斗他，他不服，一再上诉，已被打成“极右分子”，遣送到乡下监督劳动。80年代，他回学校，我第一次看到他，是一位脸色蜡黄，行动迟缓孱弱的年迈病人。因为同住海滨小区，于是和老师有了联系。他记忆力令人惊佩。有一年春节到家里来，看到我三个儿子，称赞他们漂亮，问了他们的名字。第二年春节再见面时，他居然无误地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他曾和郭沫若同事过，和郑拓友好，算算已接近80岁吧。他去世后，师母按他吩咐，厅里挂他遭罪前的肖像，英气逼人。在那个憎恶才子，不要骨头的年月，他绝难逃脱。至今他的大儿子遇到我，还要抱怨父亲“书呆子”，不懂圆融，直接影响了他两兄弟的前程。师母编辑了《李拓之文集》，才子的笔墨。书中嵇康之死一文，描写嵇康从容抚琴受刑，云霞惨烈，天地变色。场景的想象，气氛的渲染，勾魂摄魄，直让读者如临其境，不仅仰天长叹，欲哭无泪。《李拓之文集》由郑朝宗老师写序。师母惠赠我一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