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得到消息，陈可焜老师于5月30日因病在港去世。几分惆怅，几分落寞，我与可焜师35年来交集的往事，浮现眼前，历历在目。
两代渊源
我与可焜师有两代渊源。
他是家父家母的高中同学，又是家父的厦大同学。记得我在1979年考上厦大经济系将去上学时，家父交代：去找陈可焜，他是经济系教授，是王亚南的得意门生，《资本论》能倒背如流。我到厦大后一打听，可焜师已赴港定居，使我若有所失。好在陈老师每年都返校开课，为我们经济系高年级的学生讲授“世界经济”这门课程的一个章节——香港经济。可以说，我认识可焜师和认识香港是同时的。
近年来，我每次由榕返港，家父都叮嘱代向可焜师问好；回到香港，转达了问候，又接收了可焜师向家父的问候。我乐此不疲的为这两位四十年代的厦大校友传递着信息。我挺纳闷，他们整天都在忙什么，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传道授业解惑
唐代大家韩愈在《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定居香港，不时登门拜访可焜师，他时任香港《经济导报》的总编辑。我把我在香港发表的对香港经济的评论和出版的关于香港政府管治的专著送上讨教，他提出不少真知灼见，使我得到不少教诲，获益匪浅。记忆犹新的是，可焜师把他写的关于“香港学”的文章送给我看，拜读后犹如醍醐灌顶，我悟到，原来香港是可以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的。
从此，我把所有关于香港的话题，都当做“香港学”的一部分，加以分门别类的梳理。近年来，我在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等高校为培训内地公务员讲授“香港竞争力分析”的课程，这是“香港学”研究的成果，自以为课程水平已经超越了泛泛而论的“香港概论”。
与此同时，我还在BBC中文网“香港观察”栏目里撰写评论文章，围绕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主题，这也成为“香港学”研究的成果。
这一切，如果算是有点滴成果的话，都源自可焜师的传道授业解惑。
拳拳之心
《礼记·中庸》写道：“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可焜师对母校、对厦大校友的拳拳之心，诚恳之意，日月可鉴。
在香港的社团里任职，要出钱、出力、出时间。可焜师在旅港校友会担任了4年理事长，亲力亲为，为校友服务；卸任后，仍然非常关心校友会的发展。多年前，他与我多次联系，要求我出来为校友服务。盛情难却，使我这个不爱管人，也不愿受人管的“自由自在分子”，在2008年至2012年出山，先担任厦大旅港校友会的监事长，后担任理事长，为旅港校友服务了4年。在任职期间，每每遇事征求可焜师意见，他都大力支持。令人感动的是，在2011年母校90周年校庆时，可焜师把自己积累了一辈子的7—8箱研究香港的资料捐献给bat365在线平台。这些资料是由我和返校的校友带回母校的。
我听一些老厦大人说，可焜师从厦大毕业后一直在厦大任教，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曾有一度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只能在资料室工作。可他仍自学日语，坚持学术研究。然而，在我与可焜师交集的30多年中，竟没有听见他的一句抱怨话。
师者已逝，学生常思。可焜师的音容笑貌，难以磨灭，风范犹在，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