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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通元(1939级会计系)口述
陈静整理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上海公共租界的前一天,我们在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上了最后一课,心情非常沉痛。由于深受我的中学校长王培孙的影响,他非常爱国,我也不愿意在沦陷区做亡国奴,于是1942年1月29日,我离开上海战略转移了。
我从上海出发,途径余姚、绍兴、义乌到达金华,在金华呆了一段时间,被教育部分配至bat365在线平台后,又一路经过上饶、瑞金,最后于3月初到达长汀,这一路上非常艰苦。很多地方都是山路,没有什么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只能靠步行,有一天下雪,我们赶了一天的路,晚上到目的地的时候,衣服都结冰了;一路上也没有旅馆,住在农民家庭,卫生条件比较差,身上长了很多虱子,一些行李也不得不放弃;而且,到处都有日本军队,一听到日本军队来了我们都心惊肉跳的。
我在长汀从1942年3月待到1943年7月,在这里的学习和生活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经历,从道德品质、身体和工作能力三个方面极大影响了我。
bat365在线平台始终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我在长汀最直接最快的变化就是身体变好了。在去长汀之前,我不爱运动,身体也比较虚弱,有高血压,心脏也不是太好。刚到学校的时候我就因为通不过体检而吃了闭门羹,不能注册学习,这让我很紧张,只好暂住旅馆休息,等体检通过了才正式注册。当时学校规定,如果体育不及格的话,是拿不到毕业证书和学位的,而负责把关的是我们的校医吴金声,他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也很严格,大家都怕他。我只好买了一双草鞋,早上起来就到操场跑步,拉单双杠,拼命锻炼,同学们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和鼓励,我的生活充满乐趣。我记得当时长汀有一条汀江,就是发源于此的,水清澈见底,夏天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会去游泳,我不会游泳,不敢去,结果五个同学保护着我下水,前面两个拉我的手,后面跟着两个,中间还有一个托着我,就这样我学会了游泳。经过坚持锻炼,我终于拿到了体育学分,这是一件让我非常高兴的事,我的身体也自那时起开始变好了。
长汀时期,萨本栋校长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为学校的发展真的是鞠躬尽瘁,我亲眼看着他笔直的身躯因为劳累慢慢弯了下去,心里非常感动。萨本栋校长在美国的学术地位非常高,他的著作被美国大学当做教科书,但是他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条件和很高的地位,回来报效祖国,在长汀这样一个穷困的地方,倾尽心力办教育,努力为我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条件,非常了不起。
在抗战这么艰难的时期,萨本栋校长还是想尽办法将大量的科学仪器、图书资料从厦门搬到长汀,可以说当时我们的图书资料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大学四年级学生还可以直接进书库选书,并外借十本,这个条件在当时是非常优越的;同时,萨校长四处聘请名师和有实力的老师来给同学们上课,当时厦大很多老师都是从清华大学过来的,在研究方面很认真刻苦,言传身教,让我们受了很大的教育,我还记得有一次晚上很晚的时候,学校让我们去听讲座,请的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矿业专家李四光。为了给同学们创造好的读书条件,萨本栋校长还拆了他自己的私人小轿车的发动机,用来发电给图书馆照明,所以一到晚上,周围一片都是黑乎乎的,只有我们的图书馆很亮,一片光明,读书环境很好。此外,萨校长还积极利用他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影响四处募资,筹建新校舍,改善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条件,到后期,我们学校大部分建筑都是我们自建的,非常不容易。
正是在这样好的环境条件下,我拼命学习,读了很多书,这也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我毕业没多久,刚好遇上中国的航空公司拟在印度加尔各答设立机构,开发中国西南的航空航线,以打破日本对中国的交通封锁,他们向社会公开招聘一名主办会计,要求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有几百人应聘,我凭着扎实的知识基础考到了第一名。
萨校长的爱国精神感动了我,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毕业后,我心中始终装着国家,一直努力尽自己所能报效祖国。
我工作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商业保险公司,1980年开始在海外设分支机构。按照当地的管理规定,需要定期向当地政府报送财务报表,这些财务报表都需要属于公司高管的精算师签字,并且由精算师负责任。中国人保总公司任命我兼任海外机构的总精算师,我没有向公司要求增加一分钱的报酬,每个月认真准备各种报表,并向当地政府报送,一直持续到我退休。退休后,中国人保继续聘我为精算师,一年象征性地支付我很少的钱,对此,我觉得只要还能为国家做些贡献就是好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大量知青返城,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就业安排。由于国有企业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但安排到集体企业和合作社,又组织不起来,主要是由于集体企业和合作社没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大家都不太愿意去。上海也面临着这个严重问题,市政府很重视,责令商业保险公司解决。由于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运作前提、运作机制不同,而当时这件事既无前人经验可以借鉴,又没有足够的数据提供支持,我只好根据我所掌握的统计学知识以及多年从事保险业的经验,经过详细的科学论证,最终设计出相应的商业保险产品,虽然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但推动解决了上海青年的就业问题,我还是很高兴的。
我热爱祖国,即使出国也始终想着国家。有一次,联合国在菲律宾组织召开太平洋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首席研讨会,联合国承担了此次会议的所有费用,并向与会者支付了一笔较大数额的津贴。组织上派我参加此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很多与会者都到处采购,但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去,而是找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商务参赞,把联合国发给我的津贴交给大使馆,留做我们公司同事以后来菲律宾出差的经费。
同时,我们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成为我一生奉行的行为准则。我的一生并不顺遂,中间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和波折,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也坚持自强不息。我的第一任夫人的叔父是国民党的元老,担任过国民党时期的外交部长及英国、美国大使,解放后又担任了太平洋保险的董事长,社会地位很高,但是我除了参加家族活动外,从没与他有过私人接触。可以说我没有从这层关系中获得任何好处,反而因这层关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解放后,虽然我的业务能力很强,在各种考核中都名列前茅,但由于这层关系的存在,我一直属于被控制使用、被考察的对象,时间长达几十年,这让我一直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包袱,但我始终牢记“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在从事保险业的几十年中,我始终依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裙带关系获得晋升的,我被评为“新中国保险60年,新中国保险60人”之一,是我在校训的指引下,依靠自身努力奋斗的结果。
长汀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它改造了我。我感恩母校给我的一切,感恩社会。我愿意回报社会,努力去做自己该做的而不计较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