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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江明月
又到一年一度高考季，总不免让人回味当年难忘的高考。40年前，我参加了1977、1978年两次高考，从插队的闽北顺昌仁寿上白大队2小队考入厦大生物系。作为历史性转折的亲历者，记忆依然清晰，宛如昨日。
一、公社有线广播传来即将恢复高考的特大消息
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先是周、朱、毛等开国领袖先后逝世。随后爆发了“四五”天安门事件；10月里，一声惊雷动天地，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文革宣告结束了！接着，全国各地知青艰难抗争，要求返城。1977年，先是在知青内道听途说国家将恢复高考，此时我到闽北顺昌仁寿上白村插队已2年多了，每天都参加生产队劳动。我父母共5个子女，4个插了队，被作为那个年月单位和街道里苦涩的“上山下乡先进家长典型”。除大姐已到龙岩青草盂建设兵团农业师养猪外，后来兵团解散被安置到龙岩特钢厂制氧车间，现在厦门养老。2个姐姐分别在顺昌洋口和大干公社插队7年多了。后来我母亲从医院提前退休，让二姐补员顶替。三姐招工到南平纺织厂，由于车间噪声太强，她很快成为耳聋，终生残疾。
父女两代人时隔３０年准考证，见证了高考恢复的不平凡历程（１９７８－２００７）
记得10月的那天，大家正要在知青点门前集结，准备出工，突然从大队高音喇叭中传来国家将于当年恢复高考的特大消息！大家在黄土坪前放下锄头、扁担，七嘴八舌激烈议论开来，但对能否报考？如何参考？都很茫然。不久，县里通过基层通知知青们，即便能报考，也要参考你们的出工天数和劳动表现来决定是否录取。那时顺昌县是全国知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左的出奇，知青被要求每月出工不少于28天。因此，我们不敢停工备考。在疲惫的劳动之余，在自制的小油灯下，大家复习起翻箱倒柜找出的几本旧课本。这种复习并无明确目标。以至1977年报考者极多，录取率很低（福建不到3%）。当年考上者大部分还是老三届中基础较好的老中学生，多数人都仅报考福州、厦门等地的中专，为了尽快离开山乡。
与我一同插队的这9个知青中仅我1人考上大学
1977年12月19日，高考的前一天，我打起背包，带上脸盆、草席、牙杯等用品，冒着寒冬细雨，徒步离开小村，走8里地，到公社乘车赴考。多年后才知道，当时象我这样的考生达到史无前例的人数，以至国家连印考卷的纸张都告急。1977年，我是在顺昌浦上分考场应考。考生被安置在附近一所小学内，学生已经放假，将课桌椅堆放在一角，地上胡乱铺些稻草，当中拉一根铁线，我们就睡在地上。闽北寒夜，北风呼啸，横竖都睡不着，有不少小虫把大家咬的浑身起红疙瘩。大家只好裹着棉被，秉灯夜谈，度过考前长夜。
当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了，我在油灯下多遍阅读此文，深受鼓舞，当年就直接报考了厦大数学系，数学考了70多分（这年厦大数学系录取，数学单科须达93分，总分也必须达到）。后来二次补录，我可以被录取到南平师专数学系，并且200分以上知青，就能直接录取到西藏、新疆等大学的本科（在顺昌没听到有知青志愿前往者）。但须保证毕业后留在山区、边疆任教，说实在，当时很想立即离开，毕竟也是77级光荣录取了。经3天3夜不眠不休的痛苦又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不想留在山区，更无思想准备奔赴边疆，也认定自己今后并非搞数学的料，最终放弃了。
接着回福州参加了福一中高考补习班，又随一个亲戚到松溪郑墩中学随读，他福大毕业后被分派在当地中学教化学。1978年再报厦大生物系。1978年恢复了夏秋季高考，1977、1978两级学生入校仅差半年。1978年高考的各类准备工作比1977年要好很多，我在顺昌县一中参考，考生一律免费住在县招待所，伙食统一安排也很不错。几经波折，才从田野进了校园。
二、老师拼命教，学生拼命学
进入厦大校园里，当时是老师拼命教，学生拼命学，学校晚上统一强行熄灯，但到处都有在路灯下、手电光下勤奋学习的学生。77、78这两级学生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绝大多数是下乡知青和基层单位的工人，班上同学的年龄相差很大，有些学生比教师、助教还大。可谓“囊荧立宏志，映雪吐丹心”。老教授们焕发青春，争相给我们上课，生物系汪德耀、唐仲璋、黄厚哲、金德植、林宇光等一批知名教授都把基础课排得满满的。老师们欲将平生所学尽授于学子，我们欲拼命夺回被耽误的光阴。那时师生关系极为融洽，并且一直维持到工作之后长达几十年。如今，不少当年老师已先后离世，我们在内心仍非常怀念、感恩当年的老师们，因为他们当时也都刚刚度过十年浩劫，就尽心尽力把我们推进知识大门。
作为78级一员，在学时并没感到有什么特殊，只是一心想着能考上大学极其不易，拼尽心力把该念的书念好，学点本领，思想上也并不崇高，只是简单地筹划着学成后既为自己谋一适当的职业，也能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服务。77、78级学子，大多经历了10年“文革浩劫”，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童年、少年时期父辈们投入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深造曾是许多优秀学子的理想。然而，一场惊涛骇浪从天而落，小学、初中便“停课闹革命”，学工、学农、学军，1966年高考停止了，大学停办了，疯狂的红色狂飚将一代人席卷其中。大串联、大论战，大武斗、大联合，折腾一阵后，绝大多数高、初中学生成为城市中的多余闲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声令下，成千上万人被迫踏上一条奔赴广阔天地的坎坷长路。我们打着红旗，喊着口号到农村去，发誓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然而，远离了都市与家人，僻远山村艰苦的农田劳动与缺衣少食，严峻的生存现实，使我们很快就接了地气。如今“无悔”也好，“有悔”也罢，都不会成为所谓“美好的回忆”......生逢乱世，先天不足，社会经历丰富，熟知社情民意，熟悉农村，同情农民，特别能吃苦耐劳，是咱这批人进大学前的基本现状。
当年同宿舍的兄弟，如今星散各地，已很难再相聚了
1977年恢复高考，77、78级学子成为文革后迈进大学校门幸运的一代，10年的磨炼，成就了坚韧不拔和自强不息的性格特质，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录取率很低，极其不易。我们赞叹命运的垂青，我们庆幸命运的转机，我们珍惜难得的机遇。
对77级、78级学子而言，既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也是历史大变革的见证人。我们亲历了建国初期的扬眉吐气，文革10年的动乱蹉跎，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农村改革初探，恢复高考的历史性转折，城市改革的步步推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40年来，对于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千年风云，仅仅是浪花一瞬，但对于现实中的77、78级一代人，却足以让我们经历见证了时代变革的风云际会。40年不长，或轰轰烈烈，或平平淡淡，每位77级、78级学子各具特色的人生经历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履历，深深浅浅的足迹已经融入人民共和国极其曲折不平的发展历程中。历尽风霜，痴心不改，勤奋踏实，止于至善，应是厦大77、78级多数学子的精神特质。不可否认，这代人由于经历不少苦难，相当一部分人也存在守业多创业少，安于现状，不愿再冒人生风险的现状，留居国外也比较普遍，这应都是可以理解的。
三、永恒的校友：陈景润！
“……为革命钻研技术，分明是又红又专，被他们攻击为白专道路”(197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这是徐迟先生那篇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开场白。
陈景润，如今永远坐在老校区数学楼前沉思着“猜想”，相信母校会有后来者最终攻破“1+1”！
陈景润，福州胪雷人氏，陈绍宽将军的侄辈，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文革结束后，全国人民都知道他的名字，人民尊崇他，尊崇他那勇攀科学高峰而忘我工作的“红烛”精神。徐迟先生那篇报告文学发表时，我还远在闽北僻远小村插队劳动。一天夜里，在小油灯下仔细阅读福建日报上转载的“哥德巴赫猜想”全文，当年像我一样受该文鼓舞，心潮激越的青年不知有多少啊!我们阅读“猜想”，也在心底“猜想”着，把无数青年抛向“广阔天地炼红心”岁月何时能告终结?不久，恢复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许受“猜想”一文的鼓舞太大，第一年就报了陈景润的母校厦大数学系，数学单科考得不错，但总分不足。据了解，那年可能与我持相同想法的人太多，数学系成为炙手可热的大热门。第二年考上了生物系。1981年，适逢60年校庆，陈景润将前来参加校庆的消息传遍校园。那天，当他在校友们的簇拥下步入建南大会堂时，全场掌声雷动，许多人不顾斯文，站到座椅上欲一睹大师风采。陈景润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刚落座就发现“恩师”前校长王亚南的夫人在台下，他赶忙起身，下台与师母握手，问候……又是一阵如潮掌声。
从母校毕业后，我努力工作，但始终忘不了陈景润，我相信他的“红烛”精神迄今仍在激励着许许多多当时的有志青年在各类本职岗位上拼搏、工作，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因此，陈景润应当是全体厦大人永恒的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