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懋元》一书首发式在挪威科技大学举行 一位挪威学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为厦大潘懋元教授写了本英文传记。近日,名为《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始人》一书在挪威科技大学举行首发式。马可?波罗做“媒” 挪威学者来到中国 为潘懋元立传的挪威人名叫阿里?谢沃,他是挪威科技大学知名的比较高等教育领域学者。阿里说,最开始的时候,是马可?波罗指引他从遥远的挪威到中国。 阿里的父亲是位船员,也是位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在阿里很小的时候,父亲告诉他有关中国的传说。阿里说,尤其是父亲讲的马可?波罗游记,更使他对远东充满了幻想。1949年,阿里正好10岁,父亲告诉他,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时,阿里担任一所中学校长,学校的一些老师从中国回来,带回了绿军帽、红宝书和毛式服装,更增添了阿里对中国的好奇。 挪威的大学老师每六年有一年的学术假,阿里有一年的学术假期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度过的。1995年,美国人要组织代表团到中国交流高等教育,阿里也被邀请了,那趟中国之行,他们先后走访了北京、武汉、广州和香港。 阿里回忆说,那时候,邓小平的新经济政策显示出的效果已经随处可见。在广州,他们被告知,工人们是不离开脚手架的,他们晚上也就睡在那边。他所接触的中国同行,对前途充满乐观,而且好像浑身上下充满力量,迫不及待要干一番事业的样子。此次中国之行使阿里对中国的好奇变得更加不可遏制。 阿里的2003年-2004年的学术假期又到了,到中国已经是定数了,但是,到中国的哪个地方呢?阿里去请教他的美国朋友――国际比较教育的知名学者阿尔特巴赫。阿尔特巴赫连想也没想就告诉他,你应该去找潘懋元!正是在潘懋元先生的倡导下,高等教育学在中国才成为独立的学科。四人小组完成语言转换 2003年,阿里来到厦大高教所,但是,在他在厦大呆的前半段,他并没有很多时间接触到潘懋元。阿里回忆说,八十几岁的潘懋元看起来十分繁忙,总是不停地出差。 2004年四月,挪威科技大学的一批客人应邀参加厦大校庆,他们和厦大高教所有个合作协议,这为阿里提供了和潘懋元密切接触的机会。 随着对潘懋元认识的加深,阿里想起了88岁的瑞典学者胡森,他是国际比较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一生创办了三个教育机构,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下的IIEP(教育计划国际研究协会)。阿里曾经为胡森完成了一个访谈录。 阿里认为,潘懋元和胡森之间有相似之处,这给阿里一些灵感――也许我可以为潘懋元写本传记,向西方学术界介绍这位中国高等教育学的主要创始人,同时也介绍西方人不太熟悉的中国高等教育。 潘懋元愉快地接受了阿里的建议。但是,这时,他们遇到一个大难题――语言。潘懋元说中文,阿里说英语。 阿里说,中国效率此时发挥得淋漓尽致,很快地,他有了个四人翻译小组,组员们均是懂英文的高教所的博士生。 采访是这样展开的:阿里用英文提出问题,翻译小组把问题写下来,然后翻译成中文。潘懋元根据中文问题提纲回答,翻译小组把它记下来,再翻译成英文,提交给阿里,阿里斟酌答案后,再反馈给潘懋元,核实他的理解是否正确。 阿里回国后,继续传记的写作。今年7月,《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始人》在挪威出版,并在10月举行首发式。
《潘懋元》的封面及内页。姚凡 摄
潘懋元先生在新书首发式上。
《潘懋元》作者阿里?谢沃
外国人眼中的潘懋元新闻链接 本报讯 (记者 佘峥 通讯员 王瑛慧 赖铮) 从结构上看,《潘懋元――一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创始人》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潘懋元的人生经历,中间穿插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厦大、陈嘉庚和厦大老校长萨本栋、王亚南;第二部分是潘懋元有关中国高等教育的经典论文,包括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质量问题的看法;第三部分则是潘懋元对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展望。 和传统上的传记有些不同,这本传记比较偏向于学术,这里还有个背景,高等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只有在中国才有,这也是潘懋元最早提出的。此间评论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把中国的高教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外更多同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高教研究走向世界的标志。 但是,今天,我们要撇开学术,从一位外国人眼中,看看感性的潘懋元。 15岁开始教学生涯 潘懋元今年85岁,但是,他却教了70年的书――15岁那年,潘懋元就开始教学生涯,初中毕业的他在家乡的一所小学当老师。 潘懋元出身于汕头一个贫穷家庭,他的父亲是做米糕的,他在很小时候就开始学习如何磨米浆。85岁的潘懋元微笑地炫耀说,他也许在很多方面都笨手笨脚的,但是,他磨米浆的技术,比很多人都要好。 潘懋元的父亲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是,他坚持把两个孩子送去读书。两个孩子学习成绩都十分好,潘懋元谈及此事,断然否定是“天才”的作用,他说,他知道,他必须勤奋。他的校长也曾告诉他,对于富人来说,他们有很多选择,但是,你没有。 潘懋元小学毕业那年,他哥哥正好初中毕业,这时,父亲终于无力负担学费,哥哥当了小学教师,潘懋元回家帮助父亲卖米糕。 一则故事使潘懋元又回到学校。在读小学时,别的孩子都喜欢看连环画,但是,潘懋元认为这太简单了,他喜欢读书。父亲每天给他一角的午餐钱,但是,他从不用它吃饭,而是用它买书。小学毕业前,当地初中校长到学校考察毕业生,要每人写一则故事。显然,潘懋元写的故事给校长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校长后来打听潘懋元,但是,被告知,家里穷,已经不来上学。校长说,能写出这样故事的孩子不读书,太可惜了。他找到潘懋元,提出学校可以免除他一半的学费,潘懋元这才重返学校读书。 初中毕业后,潘懋元到小学做了名教师。他认为,自己作为小学老师是不成功的,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教那群吵吵闹闹的小孩。潘懋元说,他总是准备了很多材料,也定了计划,但是,每次上课15分钟后,他就把所有的都讲完了。 潘懋元回忆说,他的课,小孩总是吵吵闹闹,当他转身到黑板上写板书时,孩子们就朝他扔东西。不愉快的教学经验使潘懋元觉悟到:应该要有教学方法。人们认为,从那时起,潘懋元开始教育学的学习。 完成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 潘懋元辗转考上厦大教育系,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院系调整时,厦大教育系被调整到福建师范大学,照理,潘懋元也必须随之调离,但是,他最终留在厦大,有两个原因,一来,他是厦大教务长,当时的校长王亚南不太愿意放他走,二来,他当时负责老师培训,潘懋元想留在厦大继续这项工作。 一般认为,行政职务的繁忙往往会使人慢慢荒废研究。但是,潘懋元正好相反。当然,时间的确是个问题,潘懋元就挤出晚上时间搞研究。 对于潘懋元来说,行政经验可以成为研究的动力,他认为,行政工作为他提供理论研究所必须的资源。潘懋元说,对于教育学的研究者来说,也许,埋头做学问的“书虫”是不会取得什么成果的,实际的管理工作反倒会迸发出灵感。 即使是潘懋元后来当了厦大副校长,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教学。事实证明,很多思想也正是从教学中产生的。当时,大学教育系面对的学生中有一部分将来是要当大学老师的。但是,他们学的教学理论是普通教育,例如,教科书上说,孩子的注意力周期一般是15分钟,最长不超过30分钟。但是,如果大学教师也照着这样做的话,那就误人子弟了,因为大学生的注意力周期一般有120分钟。 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这些问题也使潘懋元意识到,大学必须要有自己的教育理论。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潘懋元就提出要建立高等教育学这样一个新学科。然而,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得高等教育学“难产”。直到八十年代,潘懋元的建议才得到关注。1983年,高等教育学被独立出来,正式列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出版,它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初步建立。